劉宗周_明儒學案

劉宗周

　　劉宗周，字起東，號念台，越之山陰人。

　　萬曆辛醜進士。授行人。上疏言國本，言東林多君子，不宜彈射。請告歸。起禮部主事，劾奄人魏忠賢、保姆客氏，轉光祿寺丞。尋升尚寶少卿，太僕少卿，疏辭，不允。告病回籍。起右通政，又固辭。內批為矯情厭世，革職為民。

　　崇禎己巳，起順天府尹。上方綜核名實，群臣救過不遑，先生以為此刑名之術也，不可以治天下，而以仁義之說進，上迂闊之。京師戒嚴，上疑廷臣謀國不忠，稍稍親向奄人。先生謂：「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為濟難之本，皇上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之業一舉而定也。」當是時，小人乘時欲翻逆案，遂以失事者，牽連入之東林。先生曰：「自東林之以忠義著，是非定矣。奈何複起波瀾？用賢之路，從此而窮。」解嚴後，上祈天永命疏：「上天重民命，則刑罰宜省，請除詔獄；上天厚民生，則賦斂宜緩，請除新餉。相臣勿興大獄，勿贊富強，與有祈天永命之責焉。」上詰以軍需所出，先生對曰：「有原設之兵，原設之餉在。」上終以為迂闊也。請告歸。上複思之，因推閣員降詔，召先生入對文華殿。上問人才、糧餉、流寇三事，對曰：「天下原未嘗乏才，止因皇上求治太急，進退天下士太輕，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加派重而參罰嚴，吏治日壞，民生不得其所，胥化為盜賊，餉無從出矣。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寇還為吾民也。」上又問兵事，對曰：「臣聞禦外亦以治內為本，此干羽所以格有苗也。皇上亦法堯、舜而已矣。」上顧溫體仁曰：「迂哉！劉某之言也。」用為工部左侍郎。乃以近日弊政，反復言之。謂：「皇上但下一尺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賊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遣廷臣賚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聽其窮而自解歸來，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也。」上見之大怒。久之而意解，諭以「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咎朝廷耳。」先生複言：「皇上已具堯、舜之心，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出於人心，而有過不及者，授之政事之地，即求治而過，不免害治者有之，惟皇上深致意焉。」三疏請告，上允之。行至德州，上疏曰：「今日之禍，己巳以來釀成之也；後日之禍，今日又釀之矣。己巳之變，受事者為執政之異己，不難為法受惡，概寘之重典；丙子之變，受事者為執政之私人，不難上下蒙蔽，使處分之頓異。自古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人，必無合于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為首輔溫體仁解矣。」有旨革職為民。然上終不忘先生，臨朝而歎，謂：「大臣如劉某，清執敢言，廷臣莫及也。」

　　壬午起吏部左侍郎。先生以為天下治亂，決不能舍道而別有手援之法，一涉功利，皆為苟且。途中上書，以明聖學。未至，升左都禦史。召對，上問：「職掌安在？」對曰：「都察院之職，在於正己以正百僚，必其存諸中者，上可以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至於責成，巡方其守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吏治清則民生安矣。」已又戒嚴，先生言：「皇上以一心為天地神人之主，鎮靜以立本，安詳以應變，此第一義也。其施行次第，旌盧象升，戮楊嗣昌。」上曰：「責重朕心，是也。請恤追戮，何與兵機事？」召對中左門。禦史楊若僑言火器，先生劾之曰：「禦史之言非也，邇來邊臣于安攘禦侮之策，戰守屯戍之法，概置不講，以火器為司命，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上議督撫去留，先生對：「請自督師範志完始，志完身任三協，平時無備，任其出入，今又借援南下，為脫卸計，從此關門無阻，決裂至此。」上曰：「入援乃奉旨而行，何雲脫卸？」先生對：「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乃不追原禍始，更弦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牽補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對：「今日第一義，在皇上開誠佈公，先豁疑關，公天下以為好惡，則思過半矣。」上曰：「國家敗壞已極，如何整頓？」先生對：「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於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對：「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即如範志完操守不謹，用賄補官，所以三軍解體，莫肯用命。由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為主乎？」上始色解。先生更端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給事中姜采、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得罪，下之詔獄。皇上度量卓越，如臣某累多狂妄，幸寬斧鑕。又如詞臣黃道周，亦以戇直獲宥。二臣何獨不蒙一體之仁乎？」上曰：「道周有學有守，豈二臣可比？」先生對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即有應得之罪，亦當敕下法司定之，遽寘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俱可不問乎？」先生對：「即皇上欲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謝罪。文武班行各申救，遂革職歸。

　　南渡，起原官。先生上言：「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陛下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而南去金陸不遠，親征之師，駐蹕於此，規模先立，而後可言政事。」一時亂政，先生無不危言。閣臣則劾馬士英，勳臣則劾劉孔昭，四鎮則劾劉澤清、高傑。先生本無意于出，謂：「中朝之党論方興，何暇圖河、洛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疏，何以言匡扶之略？」

　　當是時，奸人雖不利先生，然恥不能致先生，反急先生之一出。馬士英言先生「負海內重名，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以不臣也。」朱統鎞言先生「請移蹕鳳陽，鳳陽，高牆之所，蓋欲以罪宗處皇上。」四鎮皆言先生「欲行定策之誅，意在廢立」。先生在丹陽僧舍，高傑、劉澤清遣刺客數輩跡之，先生危坐終日，無憚容，客亦心折而去。詔書敦迫再三，先生始受命。尋以阮大鋮為兵部侍郎，先生曰：「大鋮之進退，江左之興衰系焉。」內批：「是否確論？」先生再疏請告，予馳驛歸。先生出國門，黃童白叟聚觀歎息，知南都之不能久立也。浙省降，先生慟哭曰：「此余正命之時也。」

　　門人以文山、迭山、袁閬故事言，先生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今吾越又降，區區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為存亡，獨不當與土為存亡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於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於心。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死為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矣。」

　　絕食二十日而卒，閏六月八日，戊子也，年六十八。

　　先生起自孤童，始從外祖章穎學，長師許敬庵，而砥礪性命之友則劉靜之、丁長孺、周甯宇、魏忠節、先忠端公、高忠憲。始雖與陶石樑同講席，為證人之會，而學不同。石樑之門人，皆學佛，後且流於因果。分會于白馬山，羲嘗聽講。石樑言一名臣轉身為馬，引其族姑證之。羲甚不然其言，退而與王業洵、王毓蓍推擇一輩時名之士，四十餘人，執贄先生門下。此四十餘人者，皆喜辟佛，然而無有根柢，於學問之事，亦浮慕而已，反資學佛者之口實。先生有憂之，兩者交譏，故傳先生之學者，未易一二也。

　　先生之學，以慎獨為宗，儒者人人言慎獨，唯先生始得其真。盈天地間皆氣也，其在人心，一氣之流行，誠通誠複，自然分為喜怒哀樂、仁義禮智之名，因此而起者也。不待安排品節，自能不過其則，即中和也。此生而有之，人人如是，所以謂之性善，即不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為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即是慎矣。慎之工夫，只在主宰上，覺有主，是曰意，離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獨矣。故愈收斂，是愈推致，然主宰亦非有一處停頓，即在此流行之中，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蓋離氣無所為理，離心無所為性。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是其真贓實犯。奈何儒者亦曰「理生氣」，所謂毫釐之辨，竟亦安在？而徒以自私自利，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棄而君臣父子，瓊森分別，其不為佛者之所笑乎？先生大指如是。此指出真是南轅北轍，界限清楚，有宋以來，所未有也。識者謂五星聚奎，濂、洛、關、閩出焉；五星聚室，陽明子之說昌；五星聚張，子劉子之道通，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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