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王妃音訊全無的丈夫

音訊全無的丈夫

　　一九四七年，我們開始了母女三人相依為命的生活。當時還是個食糧相當短缺的時期，主食大都是什錦菜湯、馬鈴薯、地瓜等等。慧生就讀的學習院校地也是任由荒蕪一片，冬天還得在沒有暖爐的情況下，穿帶著手套與外套上課。可以說是個相當艱苦的時代。

　　幸運的是，我還有可以依靠的雙親。貴族制度廢除之後，我們便在日吉過著樸實平靜的生活，從前具有侯爵身份的父母親現在則是搖身一變，自己種蔬菜、蕃茄，也養雞，並不忘時時補充我和女兒們的營養。剛從中國撤離回到日本的我，尚無謀生之力，只能仰賴父母親的照顧，這讓我心中滿懷著對他們的感恩之情。

　　女兒們時常找我一起去拔草。住在滿洲的時候時常藉此享受鄉野遊玩的樂趣，而如今卻有別於當時的心境；在戰後的現在，所感受到的盡是一種悲寂。

　　不過，小孩子們不同。他們一樣是那麼的快樂。慧生用小竹葉折了個小船放到小河裡流。還會追著菜圃裡的蝴蝶兜圈子，嫮生則是跟隨著她在後面跑，快樂的嬉鬧著。還有，慧生立志將來要成為小提琴家，所以日以繼夜的專心練習，平常嘴裡也不時的哼著旋律。記得也是在這個時期，她曾挖了一些紫堇種植在庭院內，還自己編寫了一首有關紫堇的歌。看到女兒們活力充沛的模樣，也激勵我想為他們作些特別的菜肴，比方像是筆頭菜、野芹、或是蕨菜等等。

　　但是，別離後的丈夫依然音訊全無。

　　不過，有時我會聯繫一些從西伯利亞撤離回來的人，向他們打聽丈夫的消息。據說我的丈夫後來被拘留在哈巴羅夫斯克的收容所內。

　　他還活著。

　　當我聽到這消息的瞬間，真是欣喜萬分。於是開始在心裡盤算著丈夫被釋放的可能性、還有我們重逢的日子……雖然目前完全沒有頭緒，不過，只要他平安無事，就是一件值得令人高興的事情了。我心中默默祈禱，希望他一定要能撐過收容所裡的艱苦日子。

　　後來，我將所聽到的消息個個串聯起來，知道丈夫現在人平安，並且還在收容所裡，教一位前將校的日本人學習中文。據說被強行帶到祁達的皇上一行人，在戰敗之後又被轉移到哈巴羅夫斯克的將校收容所裡，當時是一九四六年的七月，也就是戰敗後的隔一年。還聽說溥儀皇帝絕不和日本人打交道，反倒是溥傑，他則一視同仁，還加入了削馬鈴薯的行列。另外，聽說那兒的伙食還依照階級不同來劃分。

　　如果有在外頭勞動的人就有酬勞可以拿，並用來買東西。丈夫不但從周圍人的身上受惠，拿到一些物品，還得到友善的照顧。

　　在收容所裡的溥儀，一九四六年的夏天曾以證人的身分為日本的極東審判出庭。如今回想起來，那正是我和嫮生在哈爾濱面臨生死關頭、四處逃難的時候。

　　在蘇聯軍的監視之下，儘管溥儀在審判時所作的證詞有些許誇張的部分，但大致上倒也都符合事實。不瞭解關東軍迫害行徑的人，他們眼裡也許會認為溥儀忘恩負義，但是從溥儀尚念在對日本皇室懷抱著尊敬之情，從而未加以任何批評的這份心意來看，我並不認為他心中起有任何的惡意。

　　儘管他作了這些證詞，但並不代表就不會遭受日本人的危害，因此蘇聯政府便將他與外界隔離。他的房間是一號房。據說一號房到三號房是蘇聯當局的辦公室，日本人是禁止進入的。

　　一九四八年之後，時局漸趨緩和安定。聽說溥儀從一號房遷移到了九號房，與滿洲國之前的大臣們共居一室。據一些撤離歸國的人說，曾看見溥儀穿著木屐到侍僕們所種的菜園裡，幫他們為小黃瓜、蕃茄插上木枝條，或是除蟲等農事來排憂解悶。

　　不過，哈巴羅夫斯克長年寒冬覆地，很難得有青菜可收成。特別是在冬天，主要的食物都是些乾燥的蔬菜與羊肉，據說常有人因為維他命不足而病倒；此外，因精神上支撐力不足而自殺的人也常有所聞。更可悲的是，有的人為了可以及早被釋放，在狗急跳牆之下甚至向蘇聯密告出賣自己的同胞。

　　也許就是因為受到這種肉體與精神上的折磨，才會使得那些從蘇聯地區撤退回國的人，各個看起來都是衣衫襤褸、一副飽受滄桑的模樣。每次見到這些遭遇令人同情的人，就會讓我想起身在哈巴羅夫斯克收容所裡的丈夫，不禁傷感而泣。

　　到了一九四九年，從蘇聯地區的撤退事件告了一個段落，有關丈夫消息的來源也斷了音訊。

　　不知他過的好不好？希望不要有什麼意外發生才好……

　　我的心真的好痛，但還是沒有任何音訊。之後又發生了朝鮮動亂，接著從中共地區出來的撤退人員當中，有一位是從前在我們家工作的女傭。她告訴我當時的北京電線杆上到處貼著「拿下日本！」「皇帝不是戰犯！我們必須極力保護他的安危！」等宣傳標語。

　　朝鮮半島的戰火蔓延迅速，本以為共軍會以破竹之勢攻入南朝鮮，卻萬萬想不到，傳說麥克阿瑟將軍心裡打的主意其實是想反擊當時被蘇聯所佔領的滿洲地區。

　　「音訊全無的丈夫、還有皇上到底身在何方？該不會又捲入了戰爭的紛亂之中？」我愈想愈擔心，於是抱著碰碰運氣的心態，開始逐一尋訪從中共地區撤退回來的人。雖然問到的每一個人都不清楚實際的狀況，不過其中比較可信的說法有：「皇帝一行人被拘留在哈爾濱的郊外某處」以及「人在撫順地區的收容所」。但哪一邊才是真的？我只好推測，他們可能受到朝鮮半島戰亂的波及而從撫順移動到了哈爾濱。

　　另外，我也試著寫信給在北京的醇親王，但是並沒有任何的回信。有一天，有一位嫁給二格格丈夫胞弟的日裔美國婦人突然來我這兒拜訪，這也才讓我得以瞭解到北京的現況。

　　聽說除了二格格的丈夫之外，其他人的丈夫都還被扣留在蘇聯，只有二格格、四格格、五格格平安無事回到了北京。還有，醇親王被迫將北府轉讓給政府，並在財產分配完畢之後，自己買下了原是某大臣的邸宅，住了下來。

　　然而最令我擔心的還是丈夫的安危。至少要知道他到底被扣留在何處？之後我寫了好幾封信給中國紅十字會和瑞士紅十字會本部，但都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音。

　　＊＊＊

　　日子就在我煩惱丈夫的處境之下，一天天的過去了，兩個女兒一轉眼已經長大了許多，老大慧生也即將進入初中就讀。

　　因為有兩個女兒，所以很容易發現她們各自性格上的不同之處。相較于慧生的文靜、與思想上的沉著，小女兒嫮生就完全相反，是個十足的行動派。本來希望她能和慧生一同學習音樂，但善變的她卻說不喜歡鋼琴，毅然決然就放棄了。

　　講到嫮生，還有一件事頗令人難忘。

　　在我們剛回到日本不久的時候，遇到一次強烈地震。那次地震發生當時，有過關東大地震經驗的母親，在第一時間內便沖到屋外，我則是跟在她之後，待我回頭一看嫮生，她卻滿臉不可思議的表情在家裡走來走去，嘴裡直嚷著：「好奇怪，怎麼這麼奇怪。」任我們怎麼叫她，她也不出來。

　　地震停了之後，我告訴她這種時候要先逃命。但這對在大陸生長、全然沒有地震經驗的嫮生而言，似乎是一件很難理解的事。當然，往後回想起來已成笑話一樁，不過對嫮生來說，卻是件令她感到驚天動地的難得經驗吧！

　　在丈夫生死未卜的這段不安的日子裡，我專心一意的投入兩個女兒的教育，將他們培育成優秀的人才，就是我生存的價值，也是對丈夫的愛始終如一的最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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