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傳六、執教北大第五章離開北京大學

六、執教北大第五章離開北京大學

　　公元1923年，民國十二年。

　　蔡元培辭去北大校長職務，辜鴻銘也隨即離開北大1922年11月，北京政府任命彭允彝——一個早已見惡於國人的無恥政客為教育總長，干涉司法獨立，指揮北大教員。蔡元培忍無可忍，認為自己不能再沉默了。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提出辭去北大校長的職務，在辭呈中強烈抨擊黑暗的軍閥統治，對這些治國的軍事專家們大聲喝斥：元培目擊時艱，痛心于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

　　一腔熱血，獻身教育的蔡元培，再也不能坐視黑暗時代的漆黑一團了。是的，在這樣的時代，還需要什麼教育呢？支配著政局的是些手拿槍桿子的軍事專家，他們只需要把手伸到百姓的口袋中掏錢就是了，教育出來的一幫有知識有文化的赤誠愛國學子，也不過是淪落他們的槍尖，或者沉入社會黑暗的深淵，對時局又有何影響呢？軍事專家們的槍照樣好用，普通百姓仍掙扎在死亡線上，悲哀啊，中國！滿懷報國之心的蔡元培傷心之余，於七月底重往歐洲去了。辜鴻銘本就對教育界不滿，稱教育界：近日上下皆倡多開學堂，普及教育，為救時之策，但不知將來何以處如此其多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妄冀為公卿大夫之人耶？且人人欲施教育而無人肯求學問，勢必至將來遍中國皆是教育之員而無一有學問之人，何堪設想？他還對教育當局大發牢騷，發洩不滿，曾對人感慨：「中國待將來之真正憲法，真正共和，真正總統，譬如河清之難俟。僕固任大學教授者也，今且三月不得修金。欲俟真共和之時代，僕之為餓殍，蓋已久矣。」

　　自命在中國只有蔡元培和他才是好人的辜鴻銘也就在蔡元培離開北京大學後，不再到北大講課了。辭職之後，卻又生活無著，更加上他那副悲天憫人之心，弄得家無餘資，煢煢獨處，日日號饑，在報上罵，在私下裡也罵，罵一幫當權者，以至於那位遠在德國的納爾遜教授也知道了，要給他寄錢來呢！不久，經人推薦，辜鴻銘到日本人在北京辦的一家英文報紙當總編輯，正應了他的話，「中國人不識古董，所以要賣給了外國人」。月薪五百元，夠豐厚的了。當初孔夫子不也是感歎，「求善價而沽之」，賣了罷，賣了罷。辜鴻銘此番雖賣了個好價錢，想來也象孔夫子一般，口中叫賣，心下倒作的是傷心人語了。

　　看來，日本人不識貨，中國人不要的東西他們卻出了個大價錢買去，還大有便宜之嫌，真令人歎息。

　　這一年，還發生了一起轟動世界的事件——臨城劫車案。

　　原來，到了民國時代，本就土匪如織的晚清社會非但未見好轉。甚至更為惡化，舉國上下，土匪如織。土匪簡直成了中國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洗劫列車的案件時有發生，不過以前受害的都是中國人，中國人受的害還少嗎？土匪、軍閥、官僚、流氓……甚至於互相傾軋，因此人們是不會記得的。這一回可了不得，惹到了洋大人身上。

　　1923年5月5日，以孫美瑤為首的上千名土匪掀翻了豪華列車「藍色特快」，讓它擺在山東南部臨城的津浦線上，並且帶走了三百名乘客，其中包括30名白人，逃到山中，向政府提出許多要求，包括政府從山東撤軍，赦免所有的當事人，並接受招安……

　　最後經青幫頭子杜月笙出面調解，以85000元贖金釋放俘虜，大約3000名土匪變成了正規軍隊。

　　關於這件事情，辜鴻銘編了首英文歌《孫美瑤之歌》，歌詞大意如下：我們不需要作戰，如果不碰見侵略主義。

　　我們幹起來的話，我們也拿到了紙幣；我們已經訓練好蒙古健兒。

　　大英帝國將不能操縱花花世界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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