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傳六、執教北大第三章中西共相側目冬烘先生(2)

六、執教北大第三章中西共相側目冬烘先生(2)

　　《東方雜誌》兩篇文章登出後，不想卻被新文化運動主帥陳獨秀抓住，在《新青年》上發表的這篇文章中，列出十六條，條分縷析，質問《東方雜誌》記者：「夫孔子之倫理如何，德國人政體如何，辜鴻銘、康有為、張勳諸人，固已明白昌言之，《東方》記者亦贊同否？敢問。」

　　又有大帽子一頂——說他們「謀叛共和國」——直戴過去，頗能誅其心意。一陣猛烈抨擊後，陳獨秀提出挑戰：「以上疑問，乞《東方》記者一一賜以詳明之解答，慎勿以籠統不中要害不合邏輯之議論見教，籠統議論，固前此《東方》記者黃遠庸君之所痛斥也。」看陳獨秀的語氣，大有一種縱槍上馬，拍馬叫陣。要與人單打獨鬥的架勢。開始了一場以辜鴻銘為中心的東西方文化大論戰。辜鴻銘卻不置一辭，站在看臺上。

　　不久，杜亞泉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答（新青年雜誌>記者之質問》，就陳獨秀的質問。列舉十條，加以反駁，就中西文化中的一系列問題進行評說，強調借傳統倫理精神來撫慰人心，但這大概也只是杜亞泉的一廂情願。

　　陳獨秀立即加以反駁，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上登出陳獨秀文章——《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稱：「記者信仰共和政體之人也．見人有鼓吹君政時代不合共和之舊思想，若康有為、辜鴻銘等，嘗辭而辟之；慮其謬說流行於社會，使我呱呱墜地之共和，根本動搖也。……《東方》記者……，賜以指教。幸甚，感甚。……蓋以《東方》記者既不認與辜鴻銘為同志。自認非反對立憲共和；倘系由衷之言，他日不作與此衝突之言論；則記者質問當時之根本疑慮，渙然冰釋，欣慰為何如乎？惟記者愚味，對於《東方》記者之解答，尚有不盡明嘹之處；倘不棄迂笨，對於下列所言，再賜以答。」

　　接著對杜亞泉文十條逐一分析反駁，強調乃臣反復強調：「辜鴻銘主張君臣禮教」，指出強調傳統倫理道德，即有主張君權之嫌疑，主張君權者，即反對民主共和，從而大加批駁。

　　兩個回合下來，五四前夜提倡文學革命和全盤西化而樹立起來的激進形象，陳獨秀和他的陣地《新青年》，明顯占了討論的上風。在當時的大中學生中，陳獨秀及《新青年》的評點早已是一種風向標。這種爭吵已變成了人生態度的爭吵，是太富於傷害性了。想當年伏爾泰為政府迫害盧梭鳴不平時，大聲疾呼：「我堅決反對他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他說這種話的權利。」

　　然而畢竟他與盧梭有了令人難以癒合的衝突。此時的杜亞泉本想克服人心迷亂、重塑傳統的價值源頭，卻成了一腔幻想。對於陳獨秀等激進的知識分子來說。此時正是大力引進西方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展開批判傳統文化的戰鬥，認為「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如像水火冰炭．絕對兩樣，斷斷不能相容。」事情有的結局總令人有些悲觀，正如這時一位美國作家所說：「我們美國人認為，由人民選舉的政府意味著自由和公正。這一點未必是真的。民主給了我們成千上萬的首領，而每一個首領都比歐洲一般的一個單獨的君主更為浪費。」

　　是的，特別是中國這樣沒有共和主義基礎的共和政體最終是難以成功的．當時握著槍桿子和印把子的北洋諸公就很會利用民意，他們才不吃那一套。最大的悲哀也許不在予以什麼主義。而在於什麼佯的方式指揮槍桿子，以什麼樣的方式蓋印戳子，很多年以後毛澤東就特別強調：党指揮槍。把中國從軍閥的泥淖中拔了出來。

　　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羅家倫等主辦的《新潮》，很快對出版《東方雜誌》的商務印書館發出指責，說是商務由支持西化向鼓吹國粹的立場倒退。在巨大的壓力下，畢竟杜亞泉顯得不合潮流了，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高夢旦等雖然與杜亞泉在思想上有諸多共同之處，也不得不考慮順應潮流，改變《東方雜誌》的形象，故勸杜亞泉保持沉默，以保住他們最大的讀者市場。

　　這場以辜鴻銘為靶子的東西方文化論戰，最後草草收場，其間是非恩怨、種種得失，至今思之．感慨系之。辜鴻銘的尊從古代先賢聖哲，宣揚中國傳統文化，已經到了如癡如醉的程度，甚至有些人不辨精華糟粕，甚至有些逆歷史潮流而動。當時被新文化運動的主將當作靶子是必然的事。

　　1919年3月，辜鴻銘又捲入了是非圈中。五四前夕，由於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引來了一幫主張傳統復古的自命正統人物的攻擊，一時對北京大學的謠言四起，謾駡和攻擊接踵而至。在這場新舊思潮的大激戰中，帶頭對新文化運動、對北京大學進攻的，是桐城派古文家、封建文化的衛道士林紓。

　　1919年2月間，林紓在上海《新申報》上發表「蠡叟叢談」，以小說的形式，攻擊北大新派人物，最後借助一個偉丈夫，以武力鎮壓新文化運動。三月十八日又在《公言報》上發表了《致蔡鶴卿太史書》，攻擊北大毀棄倫常，捏造北大妄想以法蘭西文字為國語，寫白話文．盡廢古書，認為蔡元培憑位分勢利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寫完之後，得意地綴上一句：「此書上後，可以不必示覆。」在如此挑釁面前，蔡元培不好再沉默了，當即於三月十八日這一天，寫了封《致<公言報>函並附答林琴南君函》，公開發表，對林紓的污蔑和攻擊一一加以駁斥，同時指出自己的兩點主張：

　　（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

　　（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悖第一種之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行，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

　　頗負時望的蔡元培繼陳獨秀之後，再一次給辜鴻銘貼上復辟論者的標簽。蔡元培畢竟要謙和得多，他只是把辜鴻銘歸結為復辟論者，卻沒有否認辜鴻銘教學之水平。這大約也是蔡元培不同于時俗之處吧？最後林琴南又作了一次反攻，但是，他的持論顯然是謬誤百出，不攻自破了。不過這一陣攻擊，卻帶給了辜鴻銘一頂加厚一層的復辟論者帽子。

　　1919年8月，緊接著飛來的這一頂是新文化運動的另一主要人物胡適奉送的帽子。胡適在《每週評論》上登出一段隨感錄：<辜鴻銘>現在的人看見辜鴻銘拖著辮子，談著「尊王大義」，一定以為他是向來頑固的。卻不知辜鴻銘當初是最先剪辮子的人。當他壯年時，衙門裡拜萬壽，他坐著不動。後來人家談革命了，他才把辮子留起來。辛亥革命時，他的辮子還沒有養全，他帶著假髮接的辮子，坐著馬車亂跑，很出風頭。這種心理很可研究。當初他是「立異以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歸」了。

　　【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1910年至1917年留學美國，為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學生。191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在《新青年》1917年第一期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倡導文學改良。陳獨秀推波助瀾，認為此文可以點燃文學革命之火，從而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魯迅等紛紛投身其中。魯迅就從此開始寫了大量的白話小說和雜文的歷程。胡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48年赴美，後到臺灣，1962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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