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傳六、執教北大第三章中西共相側目冬烘先生

六、執教北大第三章中西共相側目冬烘先生(1)

　　公元1918年，民國七年。

　　陳獨秀、蔡元培、胡適奉送了辜鴻銘三層帽子：君主論者，復辟論者和久假不歸，辜鴻銘卻站在看臺上。

　　新文化運動主帥陳獨秀率先發現並看中辜鴻銘，不為別的，只因辜鴻銘此時是最好的封建餘孽的代表，遂把橫掃封建壁壘的矛頭調過來，對準辜鴻銘。這年九月十五日，《新青年》上登出陳獨秀署名文章，題目是：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東方雜誌》與復辟問題把辜鴻銘列為復辟論者之首。稱「辜鴻銘、康有為、張勳諸人，……」一場關於東西方文化的論戰圍繞著辜鴻銘拉開了架勢。

　　【陳獨秀，字仲甫。1880年生於安徽懷寧。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編輯《國民日報》、《安徽通俗報》等，主張民主革命，反對君主專制。1915年9日5日，創辦《青年》雜誌，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蔡元培對這位新聞界頗有影響的陳獨秀大為賞識。1917年1月，聘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相當於後來的文科院院長），隨即帶著《新青年》北上北京，從此《新青年》成了鼓吹新思潮的陣地，1918年1月開始，李大釗、魯迅、胡適等加入編輯隊伍，輪流主編，《新青年》便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大力提倡科學與民主，反君主專制，反軍閥獨裁以及封建倫理道德，成為當時指導青年的方向。五四運動後，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組織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陳是中共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在中共成立後的最初六年，是党的主要領導人，1927年被撤銷總書記職務，後被開除出黨。1932年被蔣介石投入監獄，後客居江津，窮困潦倒，於1942年病逝。】

　　硝煙起於西洋人，特別是德國人對鴻銘辜的推崇。

　　第一次世界大戰硝煙散盡後，德國作為戰敗國，失去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和租借地。吃到嘴裡的地盤退還鄰國，而這些地方又是富藏礦物的肥肉。作為戰勝國的英、法、美等國為防德國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對德國施行軍備制裁，想解除這個戰爭巨人的武裝。特別是苛刻的對法賠款，使本已厭戰，祈求和平的德國人大為不滿，他們本就看不起法國，憎恨英、美等國家，卻又無可奈何，此刻更對西方文化充滿疑慮。

　　而當時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陪同德國這道大菜端到巴黎和談桌上，任人宰割。德國人與中國人有同病相憐的感覺。戰敗的德國不甘屈辱，對西方世界滿懷怨恨，對東方文化更感興趣。戰爭前後在德國出版的辜鴻銘著作：《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和《中華民族的精神與戰爭的出路》，包括1921年編譯的辜鴻銘論文集《怨訴之音》，在戰後的德國更為暢銷，擁有大量的讀者。辜鴻銘的名字常常掛在德國人的嘴邊。據說後來德國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施本格勒寫那部轟動西方世界的著作——《西方的沒落》時，就受到辜鴻銘思想的影響。辜鴻銘已降伏了最為哲學的民族，德國組織起一個「辜鴻銘研究會」，以示尊崇。

　　有一個故事足以說明辜鴻銘在德國的影響之大。有位叫魏嗣鑾的中國留學生到德國留學，遇到一位哲學教授納爾遜先生。這位教授是教康德哲學的，在哲學和數學方面很有貢獻。納爾遜約魏嗣鑾到家中閒談，談話中問起辜鴻銘在中國的情況，問他讀過辜鴻銘的著作沒有？魏嗣鑾告訴他：「辜鴻銘這個名字，聽說過。但卻沒有讀過他的著作，一般都把他看作頑固派，青年人是不大理會他的。」

　　納爾遜教授大為吃驚，大名鼎鼎的辜鴻銘在中國居然如此潦倒。他說：「辜鴻銘的著作，我有幸讀過幾種。我以為他的哲學意義深遠，令我佩服。」說著從書架上取下幾本書，正是辜鴻銘的三種德文出版物，一一向魏嗣鑾介紹，誠懇地勸他。有空取來讀一讀，魏嗣鑾也未在意。到書店買了這幾種書後，略一翻看便放在一邊。隔了許久，納爾遜又約他面談，告訴他：「我近來在倫敦《泰晤士報》讀到辜鴻銘的一篇文章，敘說他在北京的孤苦，看見許多貧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一片哀鴻遍野景象，時時想方設法救濟，卻又苦於家無餘財，政府諸公無辦法，也不想辦法，精神異常苦悶，痛苦異常，日日唯祈求快死。我看後，最近想法籌了一小筆款子，想寄給他，但又怕他不願接受。我想以他的書籍在德國所得的版費的名義寄給他，你以為他會不會接受？」

　　魏君聽後大為感動。非常敬佩和贊成他的義舉，舉筆幫他在信封上寫上——中國北京辜鴻銘先生好大的派頭，看來在德國人眼中，辜鴻銘已經成了中國北京的象徵，神秘得有幾分耀眼的中國文化似乎已經集中在這位東方聖哲身上。辜鴻銘，顯然是求仁得仁，成了中國文化的一張「鐵嘴皮」，名揚世界了。

　　寫完之後，納爾遜先生問魏對辜鴻銘的看法，魏嗣鑾告訴他，雖讀了一遍辜鴻銘的作品，但沒有什麼印象。納爾遜教授大為失望，對他說：「我讀辜鴻銘的著作，至今已十多次了，多讀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大凡一部書，倘若只值得讀上一次，那它的價值實在值不得一讀。我希望你再讀之後，見解或有改變。」

　　納爾遜教授言下對辜鴻銘讚譽不已。更有甚者另一位教授規定。如若他的學生不懂辜鴻銘，那就不准他參加討論。而且在《怨訴之音》出版後不久，德國人成立了「辜鴻銘研究會」。作為一名活著的東方人能在自負的西方享有如此大的聲譽，實在是令人吃驚，難怪留學西洋的中國留學生大都聽說這位活在中國的神話人物，回國後為辜鴻銘大鳴不平了。

　　辜鴻銘在西方世界的影響，恰與他在中國的影響形成鮮明的對照：他批判、怒斥的西方人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也許他是太瞭解西方人了，一出招便捅到西方人的痛處；而他忠心耿耿，一心一意為之呼喊，為之貼金的中國卻目之為怪物，也許他對中國人太不瞭解了。中國人只是淡淡地尋章摘句，自以為了不起地說：「咱們祖上就有過了，咱們祖上也闊過一闊的。」其實骨子裡是悲哀的。洋大人們不是很能幹麼？槍不錯，炮不錯，花花綠綠的鈔票更好，洋人們實在是太能幹了。他們享受的是更圓的月亮，更美的世界。咱們中國已經被剝下了一切，除了還剩一副骨架，以及附在上面的官僚蛀蟲，看來是越能快見成效的越受歡迎了。到後來十五年就能趕英超美，說說還不牙疼。

　　同時《東方雜誌》上還登載了一篇署名傖父的文章——《迷亂之現代人心》，文中作者認為民國以來，國是喪失，精神破產，實在是中國對現實紛亂的惶惑，出路只有一條，保持固有文明並以之為線索，融匯外來文明，一以貫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大戰的影響，而得出此種結論。文中也特別引用了辜鴻銘關於教育的看法。

　　【傖父，杜亞泉筆名。杜亞泉原名煒孫，字秋帆，號亞泉，後以號行，寫作時亦署名傖父，高勞等。浙江上虞人。生於1873年，光緒十五年中秀才，鄉試落榜後，絕意科舉。甲午戰後，深受刺激，舍國學而學歷算。戊戌變法失敗後，蔡元培南歸，資辦紹興中西學堂，他為算學教員。接受新知，自學能力超群。到光緒十八年時，先後自學物理、化學、動植物、礦物諸學科，而且自學了日文，借此接受新知識新思想，致力於提倡科學教育事業。

　　傖父1904年應邀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理化部主任。1911年開始兼任創刊於1904年的《東方雜誌》，接手後，一改文摘作風，擴大版面，刊載論文、譯文，銷量大增。他本人也在上面宣傳自己的漸進改革觀念，後引來陳獨秀的抨擊，1920年辭去主編兼職，專心理化部主任職，從此封筆。1933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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