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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執教北大 第三章 中西共相側目冬烘先生(3)


  辜鴻銘在新文化運動中一直站在一邊,不置一辭。唯對於文學革命中倡導的新文學大為不滿,認為新文學使人的道德萎縮,是真正的死文學。1919年7月12日,蔡元培辭職風波後,辜鴻銘在一片「復辟論者」的大帽中,好整以暇,身套油光閃亮的長袍馬褂,拖著五彩辮子,冷眼旁觀之餘,在上海《密勒氏遠東評論》上用英文發表《反對文學革命》一文,指斥新文化運動諸君主張,稱:「……所謂死文學,應指笨拙、無生氣活潑的語文,不能表達生動力量的意思。而中國經典絕不符合這個定義。中國經典的文字正如莎士比亞作品中的文字一樣,比現在所流行的通俗英語要高貴華麗,和市井白話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中國經典之典雅華麗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又其能負傳道責任,怎可能是死文字?文學革命者倡導的文學只會使人道德萎縮,才是真正的死文學!」而且他說:「……最通俗的語言也可以是最好的語言!在這世界上麵包和果醬反而比烤火雞消耗得多。然而我們能夠只因為烤火雞較少,硬說烤火雞的營養價值和美味比果醬麵包來得差,並且認為人人都只該吃果醬麵包嗎?」

  緊接著八月十六日,又在同一刊物上發表《留學生與文學革命》一文,反駁新派攻擊文言文難學造成中國眾多文盲的觀點,他竟然認為這些留學生能夠在國內愉快生活,「應該為我們四億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仍是文盲之事實,在每天生活中應該感謝神。」他尖刻地寫道:「試想,如果中國四億人口中之百分之九十都變成為知識分子之結果——如像北京的苦力、馬夫、司機、理髮匠、店員、小販、遊民、流氓等全部都變成知識分子,並且和北京各大學學生一樣參與政治,那將是多好啊!然而最近據說已有五千件電報拍往巴黎討論山東問題的中國代表們,如果四億人口中百分之九十全變為知識分子,並且也都和留學生一樣表現愛國狂,那就請計算一下拍發的電報件數和所耗費的金錢吧。」

  辜鴻銘的這番書生之見又執拗地露頭了。他永遠也搞不懂,那幫治國的軍事專家們能夠稱心如意地賣國,早已激起了一班愛國青年的不滿,他們當然要以自己的赤誠在軍閥們賣國的油鍋中投下幾隻蒼蠅,讓他們賣得窮形盡相毫無遮蔽,讓帝國主義者吃不下這鍋加了蒼蠅的大菜……

  胡適的文章發表這天,恰巧是星期天。胡適到北京西車站一位朋友家拜訪,同到附近一家飯館吃飯,碰巧辜鴻銘也正和七八個朋友在這家飯館吃飯,正在高談闊論。胡適一眼看到辜鴻銘,真是說曹操,曹操就到,胡適立刻把身上帶的一分《每週評論》遞過去,送到辜鴻銘的手上,大概是想看看自己的這段話寫得如何罷,更何況的正是風趣尖刻、軼聞不斷的辜鴻銘先生。

  辜鴻銘接過報紙,略略一看,便調過頭對胡適說:「胡先生,你這段記事不確切。讓我告訴你我辮子的故事吧。想當初,我父親送我出洋時,把我託付給一位蘇格蘭教士,請他照管我。臨行時,父親囑咐我:『現在我完全把你交給布朗先生了,你什麼事都要聽他的話,只有兩件事你要記住:第一,你不可入耶穌教。第二,不可剪辮子。』我到蘇格蘭後,跟著我的保護人,過了許多時日,每天出門,街上小孩子總跟在我後面叫喊:『瞧呵,支那人的豬尾巴!』我卻總想著父親的教訓,忍受著侮辱,始終不敢剪辮子。那個冬天,我的保護人到倫敦去辦事,一天晚上我去拜望一個女朋友,她拿起我的辮子來賞玩,說中國人的頭髮真黑得可愛。我看她的頭髮也是淺黑的,為了討好她,便鼓起勇氣對她說:『你要肯賞收,我就剪了送你。』她笑了,我就拿過一把剪刀,哢嚓一下,把我的辮子剪下來送給她了。這就是我最初剪辮子的故事。可是拜萬壽,我是從來沒有不拜的。座中這幾位都是我的老同事,你問他們,我什麼時候沒有拜萬壽牌呢?」

  胡適本來就是聽別人說的辜鴻銘的事情,現在他不慍不火的自道家門,自己確是搞錯了,便對辜鴻銘說:「對不起,看來是我弄錯了,我向你道歉。」

  說完後胡適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遠遠看見辜鴻銘把那份報紙傳給同坐客人看。待吃完飯後,胡適因為只帶了這份報紙。便走過去問他討回那張報紙。辜鴻銘卻站了起來,把那張報紙折成幾疊,往兜裡這麼一插,也許受了同座幾位的慫恿,正色說:「胡先生,你在報上誹謗了我,你得在報上向我正式道歉。如若不道歉,我要向法庭控告你。」

  胡適卻忍不住笑了:「辜先生,你說的話是同我開玩笑,還是恐嚇我?要是恐嚇我,那麼請你去告狀,我要等到法院判決了,才向你正式道歉。」

  說起來辜鴻銘對胡適頗有微辭,當初胡適到北大任教,講授哲學,辜鴻銘就曾對人評點胡適,說:「滿口美國中下層的英語。況且,古代哲學以希臘為主,近代哲學以德國為主,胡適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教哲學豈不是騙小孩子?」

  這次衝突約半年多以後,兩人再次相遇,胡適問他:「辜先生,你告我的狀子遞進去沒有?」

  「胡先生,我向來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實在寫得不好啊!」

  陳獨秀已經給辜鴻銘貼了君主論者的標簽。這位新文化運動中的主帥,決定了許多年輕知識分子的好惡。接著又是蔡元培手中親送的「復辟論者」大帽,再來一頂胡適先生的「久假不歸」,三重帽子、三個影響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引導者手訂的簽條,辜鴻銘冷冷地,沒說一句話就墜入了復辟論的中心位置。北大的學生領袖傅斯年、羅家倫等主辦的《新潮》也跟著上陣,辜鴻銘在這樣的新潮中,寂寞冷淡,也就可知了。

  在這三次是非之中,辜鴻銘完全成了一個靶子,一個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靶子——封建餘孽代表,直接沖著辜鴻銘來的,幾乎沒有。陳獨秀與杜亞泉,一個批,一個贊,批的是辜鴻銘,贊的也是辜鴻銘,辜鴻銘卻事不關己。蔡元培與林紓之爭,掃到的又是辜鴻銘。胡適出擊,看准的也是辜鴻銘,如此數方,從不同角度,不同取捨,或批或贊,不一而足,最閑的就要數辜鴻銘本人了。

  在硝煙重重、火藥味極濃的論戰中,辜鴻銘還好整以暇,拿他的那支筆,尖刻地刺了美國人一下。他寫了篇《沒有文化的美國》,寄到《紐約時報》,美國人居然登了出來,文中還插入一幅辜鴻銘的漫畫像,穿著大清的頂戴朝服,拖一條大辮子。文中,辜鴻銘刻薄地嘲弄美國人沒有文化,除了愛倫·坡的一首詩外,老實說,美國沒有文學作品。

  如果說新文化運動以前的辜鴻銘是寂寞孤獨的,那麼,在戴了三重大帽後,他仍是孤獨寂寞的,國人知道的是他的怪。

  不過,此時他卻找到了大量的「回頭浪子」,最先倡導天演論的嚴複也捧起了古書。也許他一直就是比較古的。獨唱科學主義的杜亞泉為辜鴻銘鼓掌,雖然掌聲寥落。梁啟超也開始懷疑起西方來。南北學林的新老名流王國維、陳寅恪、吳宓、梁漱溟、梅光迪、柳治徵……可以列出一串長長的國學大師們。都齊聲為中國文化呐喊。但他們也註定是寂寞的,這些光輝的學界聞人畢竟被歲月的激流沖刷得太遠,而今,他們的聲音又漸漸回到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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