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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仕在北洋·幕府二十年 第七章 天子足下(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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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張之洞入閣拜相。辜鴻銘入外務部。 七月一日,任命張之洞為協辦大學士。 七月二十三日,授大學士,留湖廣總督任上。 七月二十七日,充體仁閣大學士。明清兩朝,不設宰相,大學士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故張之洞充任體仁閣大學士,時稱「入閣拜相」。 九月三日,補授軍機大臣。 九月中旬,張之洞入京,兼掌學部,開始以首相身分躋身晚清政壇。 調張之洞入京,是清廷早有的主意。1900年東南互保時,張之洞等漢族封疆大吏已坐大,中央政府指揮不靈。清政府對張之洞、袁世凱等人,已深懷疑懼,企圖調他們入參軍機處,以明升暗降的辦法,把他們調離自己的權力根基。張之洞堅決推辭,清廷暫時維持現狀,但也多次調張之洞到兩江總督任,張之洞疲于應付。到1907年,局勢卻有了變化,朝中重臣凋零殆盡,以曾國藩開始的漢族封疆大吏主持實政的同光時代,隨著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劉坤一……紛紛去世,滿族人突然覺得漢族大吏太受縱容,數遍天下,惟袁世凱、張之洞二人乃人望所屬,決定調二人進京。 滿漢矛盾在沉寂了多年後,又於此國難當頭之際抬頭。張之洞極強調化除滿漢畛域,維持清王朝的統治。 清廷上一幫天潢貴胄,在此日益危機之時,更感受到他們的地位受到衝擊,急欲抓住朝廷大權,排斥漢族大吏。 袁世凱也於1907年初,因清廷對他無比疑懼,此前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凱駐居之地,被稱為「第二政府」,而調入北京,充任軍機大臣,兼任外務部尚書,成為與張之洞並列的朝中要員。二人雖有矛盾,但他們同持新政態度,深受滿洲親貴疑忌,故彼此援引,深相結納。 這年6 月,追隨張之洞多年的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就曾上專折,奏請罷慶親王奕勖、權臣袁世凱,稱:人知有奕勖、袁世凱,不知有我皇太后、皇上矣。 ……奕劻、袁世凱貪私,負我大清國如此已極。 張之洞很不以為然,稱當此朝政危機之日,鄂吏不當為此種言論。辜鴻銘卻佩服不已。 正當此洶洶局勢之際,張之洞推薦梁崧生、辜鴻銘入外交部。張之洞是這樣評價辜鴻銘的:「鴻銘滿腹經綸,確是傑出之才。」1907年9月,梁赴京任外務部右侍郎。次年,辜鴻銘浚浦工程完成,亦北上,任外務部員外郎。 辜鴻銘攜家人再次來到帝都——北京。 一到北京,安置下家人,辜鴻銘已無暇去看這座他已熟悉的帝都了。一下火車,他就已發覺,這座古老的都城比起幾年前非但沒有一點生機,反而更顯得拖遝沉悶了。狹窄的胡同,飛馳過去的馬車,帶起一片塵土,污水遍地。不下雨還好,一下雨簡直無落足之處,到處惡臭難聞,牆頭轉角,隨地大小便的人畜,比比皆是。整個帝國就像都城一樣,沒有排汙設備,到處烏七八糟、一塌糊塗。只有那紫禁城像一隻掉光了毛的巨鳥無力地棲息在那裡。在夕陽的餘輝中,顯得是那麼的無力,那麼的無奈,那麼的感傷。 辜鴻銘打點起精神,應召陳言,草擬了一分奏疏,將他深厚的西洋學識,二十餘年從幕僚之門看到的是是非非,三年上海督辦浚浦的洋場痛苦,一併抒發出來,奏疏中稱: 一、中國士大夫不知西洋乃亂政之所由來,徒然慕其奢糜,從政朝野一致倡行西法,典新政,一國若狂。 二、政治之所以不得其平,不患無新法,而患不守法。 三、朝廷行內政則不守舊法,為外交又無定章可守。 四、自太平軍興,湘軍轉戰各省,清廷許曾國藩便宜行事,因而形成內輕外重之局面。 五、李鴻章繼曾國藩而起,品學行宜不如曾國藩純粹,以致北洋權勢幾與日本幕府專政不相上下。言洋務者,中外成知有李鴻章而不知有朝廷。 六、北洋既敗(甲午一役,北洋海軍全軍覆沒),各省督撫爭相辦理洋務,度支部不敢過問開支,戶部不知何人聲勢顯赫,人人各循私意,上下綱紀廢弛,所以庶政不修,民生日艱,民怨四起,國勢遂每下愈況,漸趨阽危。 指陳時弊之後,辜鴻銘為根治病體開出一個方子,以「申明成憲」四字提綱挈領,提出他的看法: 一、自軍機大臣以至久于任所而有學識的地方官員,會同徹底研究,據實訂定各項法令。務使所有法令不致繁瑣重複,簡易可行,然後分別綱目,印行善本,頒佈天下一體凜遵。 二、辦理外交應先統籌全域,尤須確立「修邦交」重于「講武備」的決策。 三、甲午、庚子以來士大夫皆多忿激,每言為國雪恥,致朝廷近日亦以籌餉練兵為急務,此種觀念應予革除。 其所謂「修邦交」重于「講武備」可謂書生之見,但其所陳,也不無可取之處。 同時,辜鴻銘寫道:「有小人辦外事,其禍更烈。」矛頭直指袁世凱,與梁鼎芬一般脾氣,其任氣忤物,於是可見一斑,其「金臉罩,鐵嘴皮」的罵人罵世功夫於此亦可見一斑。 辜鴻銘一陣快意之後,回到寓所,卻見張之洞沉默無語地坐在客廳裡,滿臉倦色,一部長須有些發白了,趕緊上前參拜,問詢請安。問:「香帥,怎麼親自前來?也不先通報湯生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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