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傳四、仕在北洋·幕府二十年第六章督辦浚浦局

四、仕在北洋·幕府二十年第六章督辦浚浦局(1)

　　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4年。

　　上海。辜鴻銘督辦浚浦局。

　　張之洞、辜鴻銘一行回到武漢後，即聞上海各國領事，準備開辦浚治黃浦江事宜，按照1901年奕劻、李鴻章與列強訂立的《辛醜和約》第十一款二條辦理，即：現設立黃浦河道局，經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該局各員，均代中國暨諸國保守在滬所有通商之利益。

　　預估後二十年，該局各工及經管各費，應每年支用海關銀兩四十六萬兩。此數平分，半由中國國家付給，半由外國各干涉者出資。該局員差並權責及進款之詳細各節，皆於後附文件內列明（附件第十七）。

　　附件中規定極為苛刻，經費兩家平攤，而該局應任之員卻只有一行涉及中國人：甲、上海道；乙、海員稅務司；丙、各國領事中公舉二員；丁、上海通商總局中由董事公舉二員；戊、由各行船公司在上海、吳淞或黃浦之各地口岸所有每年進出口船隻噸數逾五萬之各行商公舉二員，以保行船行商利益；巳、公共租界工部局一員；庚、法國租界工部局一員；辛、各國在滬及吳凇並黃浦之各地口岸如每年進出船隻噸數逾二十萬噸者，由該國國家特派一員。

　　張之洞等一幫封疆大吏早已對此不滿，錢要出，卻沒有權。更可氣的是，督辦由上列各員公舉，哪還有中國人的分，在中國的土地上浚治中國的河道，中國人僅列名參與而已，豈不是主權喪盡？張之洞決定派辜鴻銘前往上海，利用他的才學、瞪識同洋人交涉。

　　而此時，辜鴻銘卻正經歷一件傷心事，他最寶愛的如夫人吉田貞子染病而亡，年僅四十餘歲。相隨十八年，為他生下唯一一個兒子的愛妾、他的安眠藥，如今棄他而去，只剩下淑姑，令辜鴻銘傷痛難抑。

　　此時到上海，也正合去散散心，辦些事分散這份哀傷，還未將貞子下葬，即領命前往上海。

　　一到上海，即會同巡道袁樹勳、瑞瀲前往同上海各領事談判浚治黃浦江事宜，首次即再遇英國駐上海總領事華侖。此時的辜鴻銘在上海歐美人士中已經是聲名大震。華侖對這位一口純正的英語、穿著長袍馬褂、拖著長辮子的談判對手頗為客氣，命人送上一杯熱氣騰騰的咖啡，辜鴻銘抽出一支香煙點上，一陣寒喧之後，辜鴻銘即提出此行來意：「領事先生，你也知道，我此次前來，是為黃浦浚治一事，別的就不廢話了。」

　　華侖應道：「辜先生，我覺得《辛醜和約》中所訂就很好，有什麼可爭議的呢？」

　　「不然，不然。如果在英國浚治泰晤士河，英國必須出一半工費，卻只派些象徵性的人員參與，主持其事的全是些外國人。難道你認為很合理嗎？浚治黃浦是一回事，如何浚治又是一回事，而誰出錢，誰主持又是一回事，怎麼能不弄清楚呢！」

　　華侖也無話可說，點頭道：「那麼先生以為當如何？」

　　「不是我認為當如何！我是代表大清政府數萬萬國民，我要說的是他們的心聲。問題在主權二字。我們認為，你們要出錢可以，但必須由中國方面主辦；你們要出人可以，必須由中國方面聘用。」

　　華侖見他說得頭頭是道，有理有據，呷了口咖啡，略一沉思，道：「辜先生言重了，還不至於如此吧！我想由貴國政府主辦，那麼款項還是貴國一方承擔下來最好，這樣我們還是能接受的。」

　　辜鴻銘見事情已說到這個程度，維護主權的目的達到了，也就不再爭下去。接著辜鴻銘又拜訪了其他各國駐上海領事，最後都基本同意了這個要求。辜鴻銘即和袁樹勳、瑞瀲商議，電告外交部。辜鴻銘繼續留在上海。

　　此時正值日俄戰爭爆發，這是一場最令清政府難堪的戰爭。交戰雙方都毫無顧忌地在中國土地上白刃相見，清政府卻視若無睹，置身局外，仿佛與自己無關似的。

　　日本人這一次長臉了，最終於1905年6月逼得俄國人沒法，在美國人的調停下，在美國議和，於9月5日，簽訂《次茅斯條約》，俄國人輸了，但輸掉的卻不是他自己兜裡的東西，無非是把大清帝國的滿洲倒了道手，賭輸了，就讓給日本去吧！12月，日本人又強迫清政府訂立《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承認日本人贏到的籌碼——滿洲三省的利益。

　　一直注視著戰爭進程的辜鴻銘也沒有閑著，談判之余，辜鴻銘一方面潛心于向世界各國介紹中國文化，同時揀起筆對日俄戰爭大抒己見。在日本橫濱的《日本郵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在1904年10月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即於開首表明自己的看法：……使得現代半開化、半教育的歐洲人堅持來到中國和日本，那些崇拜暴力及其更露骨的形式——金錢——的歐洲人，他們心底說的是我不信神，政治的世界沒有義理，對道德律不顧不懼。——為了使那些現代歐洲人（如果他們非來中國、日本不可的話）以道德律所要求的所有顧慮和尊重來對待日本和所有他們稱之為亞洲的人，遵照人之為人的內在道德品質，而非依據他們面孔和皮膚的顏色——。

　　辜鴻銘與魯迅看到的不同，他看到的是膚色、種族、文化，他心靈深處隱藏著羞辱。早年在愛丁堡時，以唯一的亞洲人的身份，成了僅有的種族歧視的對象。現在在日俄戰爭之中，不能不激起他對膚色、種族、文化的敏感。他對那些半開化的歐洲人，特別是那些堅持到中國和日本的通商口岸來的歐洲人，更是他狠狠痛擊的對象。這些人不瞭解偉大的東方文化，自視過高，看不起東方文化，盡是些道德敗壞的低劣的歐洲人。日俄戰爭結束後，1906

　　年初，辜鴻銘在《日本郵報》上發表了題為《當今，帝王們，請深思！論俄日戰爭道義上的原因》，對此次戰爭作一反思，特別強調道德問題。

　　日俄戰爭對辜鴻銘來說，重要的不是大清的無能，也不是國人的麻木。而是在西方人對亞洲種族主義的侮慢後，成了贏得歐洲人對亞洲文明尊重的聖戰。尤為重要的是，在這個日益以歐洲人強權為中心的世界上，辜鴻銘在日本人的勝利中，為自己的自信自尊找到一個寄託，中國文化是有希望的。遠不是那麼令人沮喪的，因為日本是「真正、原出的中國文明——真正儒家文明」的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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