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傳四、仕在北洋·幕府二十年第二章漢濱讀易(5)

四、仕在北洋·幕府二十年第二章漢濱讀易(5)

　　嚴複、伊藤博文這兩位同在英國學習海軍，回國後命運、成就卻是天淵之別。令人感歎。潛心學習社會科學的辜鴻銘自西洋歸來，沉鬱下僚，也是感慨良多。

　　1898年春天，嚴複翻譯的斯賓塞《天演論》全部完成，一時毀譽畢至，紛紛揚揚，意在倡導學習西方，著眼一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最直接了當地說出世界民族競爭大勢，強權世界的公理，佑啟後人。一代偉人魯迅先生、毛澤東等無不受到《天演論》的影響。此書成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思想界震聾發聵的炸藥。二十世紀初，政治思想文化舞臺上不受其影響的罕有其人。1840年以來的中國恰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道的典範，現在是如何競、如何適了。

　　嚴複的這篇名譯，卻引來辜鴻銘一席臭駡，著文駁斥說：今夫新學也，自由也，進步也，西人所欲輸入吾國也，皆戰爭之原也。我國之文明與歐洲文明之異，歐洲之文明及其學說在使人先利而後義；中國文明及其學說在使人先義而後利。孟子日：「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魘。」列強以競利之敵，互相吞噬，窮極其殘暴不仁之武力耳……孔子日：「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以小人之道謀國，雖強不久。以君子之道治國，雖弱不亡……辜鴻銘以為《天演論》那一套「優勝劣汰」的道理，沒有什麼高明，其實，早在數千年前，《中庸》中就有「栽者培之，傾者複之」，這八字實早已說盡一部《天演論》，今反復詞費，矜為創造，實沒有必要。

　　此時恰逢辜鴻銘的英譯本《論語》問世，向西方人輸出中國文化，認為西方人根本不瞭解中國，此其畢生之志，從1883年起在英文報紙《華北日報》發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始，即奠定了其日後的寫作模型，以不懈的努力向西方證明：

　　第一，他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國權威。
　　第二，中國文化最起碼和西方文化一樣有價值。

　　在他英譯的《論語》中也忘不了對其意理上的敵人抽上幾鞭子，其矛頭指向如斯賓塞等人。

　　現在人們談論「進步」，進步也者，據歌德而言，其意味的是人類「進步成更加『像人』」。由是觀之，中國在兩千年前，似乎在文明上已有了真的進展。辜鴻銘很看不起譯述西人著述者，特別是嚴複和林紓。曾講了個辛辣的故事嘲笑這些翻譯家，說：當年陳立秋侍郎名闌彬，出使美國。有名隨員徐某不懂英文。一天，徐某拿著英文報紙，看得頗為入神。使館的譯員看到他看英文報紙，覺得很驚訝，問：「你甚麼時候學會了英文？」徐答說：「我本不懂。」譯員說：「既然不懂英文，看它幹什麼？」回答說：「我認為英文固然我不懂，但看你們的翻譯文字，同樣不懂，還不如看英文。」

　　【林紓（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號思廬，別號冷紅生。福建閩人。舉人出身。曾任教京師大學堂。思想傾向維新。後靠懂西文的人口述，用古文譯歐美等國小說一百七十餘種，其中以《巴黎茶花女遺事》最為有名。晚年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

　　日後，曾有一次，嚴複、林紓、辜鴻銘這三位譯界先驅同參加一宴會，古文學家馬其昶也在座，卻互不相識。酒過數巡，辜鴻銘突發高論，大聲言說：「如我操生殺之柄，必殺兩人以謝天下。」

　　座中有人問他殺哪兩人。他說：「就是嚴又陵、林琴南。」

　　嚴複充耳不聞，林紓一副不解，面不改色地詢問：「這兩人不知有何開罪足下之處，竟不顧桑梓之情，開刀無情？」

　　辜鴻銘嘴勁大發，說：「嚴又陵以《天演論》宣揚物競天擇，於是國人只知競而不言理，以致民禍連連，民不堪其苦。林琴南譯《茶花女》，誨淫誨盜，使一班青年男女小複知禮教何物。不殺此兩人，天下不得太平。」

　　馬其昶在一旁聽著，暗問旁人：「此君是誰？」

　　偏偏辜鴻銘聽到了，大聲說：「我就是辜鴻銘，足下大名？」

　　馬其昶回應道：「在下馬其昶。」

　　辜鴻銘一聽，拍桌大罵：「馬其昶，滾！袁世凱的參政也有臉到這裡來丟人現眼！」

　　【馬其昶（1855～1930），安徽桐城人，字通伯，晚號抱潤翁。近代散文家。光緒間曾任學部主事，後任京師大學堂教習。1914年赴北京，主法政學校教務，兼備員參政院。1915年袁世凱稱帝，遂離開北京。1916年袁死後，再赴北京，應清史館總纂之聘，從事撰述。病歸桐城。】

　　辜鴻銘直到執教北大後，與一位同事談論。問道：「你看我和嚴又陵相比，誰高明？」問話的語氣，頗有些不服輸。「你二位各有所長，何必相比。」答的話是遁辭。

　　「又陵有什麼可以和我比呢？」

　　「嚴先生翻譯的許多東西，現在有許多人推崇。」

　　「啊，你是說他有幾本書……」

　　語氣是頗帶著輕蔑的恍然而又悵然的味道。

　　清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

　　正當中國尋求變法之際，甲午一戰的勝者，日本國首相伊藤博文來華遊歷，考察中國現狀，尋求進一步對中國行動的機會，同時也想控制中國的時局。逗留北京，看到了維新運動的失敗。本想通過維新人士透視中國時局的伊藤博文，做了些幫助維新人士前往日本避難的活動後，失望之余，于十月初南游武昌。張之洞熱情接待了這位迅速強大起來的日本帝國的首相，向他介紹了武昌這邊的一系列近代事業，伊藤博文大感興趣，甚至向張之洞提議，同日本合作，開創一系列經濟合作活動。雖然未能實施，卻加深了他對看起來欣欣向榮、充滿活力的兩湖景象的印象。

　　此時，恰值辜鴻銘的英譯本《論語》剛問世不久，即贈送伊藤博文一部，想讓他見識見識天朝哲人風範，中華文化的忠恕精義。伊藤博文為此專門造訪辜鴻銘。

　　此時的伊藤博文正春風得意，留學英國回到日本後，大才得用，操持日本一國大柄，引導日本在成功之路上順風直進。伊藤博文太自負了。日本人早在1850年後，就看到了問題的關鍵，對世界上先進的東西主動接受，遂有今日之日本。而中國上下卻固步自封，尾大不掉，自以為是，到今天還在討論到底用不用西洋技術和政教。也難怪他要自負了，從善如流的人原本也該自負。兩位同時留學英國的東方人此時見面，卻是大不相同：伊藤博文西裝革履，精精神神的一頭短髮，充滿了西洋人的進取精神。辜鴻銘則一襲長袍，外套馬褂，頭上拖一條辮子，修行起正宗中國功夫來。看起來，日本人是洋人看不起他們，他們就學洋人高明的地方，重令洋人佩服。中國人呢？背負數千年文明，你們看不起我們，我們更要抱殘守缺，自以為是了。

　　伊藤博文對辜鴻銘書中所說，不以為然，又素聞他一身「金臉罩、鐵嘴皮」功夫，遂詰問：「聽說你精通西洋學問，不佞也曾遊學英國數年，難道先生還不能瞭解，孔子之道，只能施行於數千年前，不能適應當今二十世紀的局勢了嗎？」辜鴻銘知他有鄙薄中華之意，看他一身西洋派頭，挾著勝者春風得意的氣勢，心中早已不舒服，當下應道：「孔子之教，教育世人之意，恰如數學家之加減乘除，以前數千年間，三三如九，到了今天二十世紀，仍是三三如九，當然不能變為三三如八。洋人的那些玩藝兒長不了，你們貴國如果沒有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我看不是因了洋人的那點玩藝兒吧！」

　　伊藤博文大窘，心道，此公果然一張鐵嘴，名不虛傳，雖然心有不服，卻也頓時語塞。後辜鴻銘更作揶揄，嘲諷時局，說：「今則不然，我借洋款，三三如九，則變作三三如七。等到還時，三三如九又變作三三如十一矣。」

　　這兩位同到英國留學的東方人，回國後，境遇卻有天壤之別。一個在日本國取得極大成功。引進西洋政教技術，使日本走上富強之路，與西洋人平起平坐，雄霸東方。一個卻終生傾倒于中華典籍的溫柔懷抱，沉鬱下僚，明知其自大無用，卻總報著一個遙遠的禮教之夢，在國際上為中國文化大吹法螺，搖旗呐喊。思之不禁令人歎息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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