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傳四、仕在北洋·幕府二十年第一章初遇明公(3)

四、仕在北洋·幕府二十年第一章初遇明公(3)

　　次日起，便親自教他讀《論語》，查字典，辜鴻銘才從胡亂摸索中找到門徑，一直從最基本的三字經到四書五經，唐詩千家詩。進步神速。

　　此時，中越邊境，戰事正激，張之洞會同欽差大臣彭玉麟、老將馮子材，認真備戰，1885年3月，取得鎮南關、諒山大戰的勝利，重創法軍。

　　慈禧太后一方面積極謀和，一方面派人犒賞張之洞、彭玉麟等，不時賞給參貂食物等品。每逢賞品到來，彭剛直公玉麟一睹天家物，則感激涕零、痛哭失聲。

　　【彭玉麟（1816～1890），湘軍將領。又作玉磨，字雪琴，湖南衡陽人。早年參與鎮壓農民起義，太平軍入湘後，助縣令籌防。1953年隨曾國藩創辦湘軍水師。後率湘軍攻陷九江、安慶、天京，加太子太保，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1883年任兵部尚書，並奉命赴廣東會籌防務。後因病開缺回籍。】

　　剛到張之洞幕府的辜鴻銘，見到大清官吏，如此忠心耿耿，印象極深，深信此清流運動之脊樑，為拯救中國之棟樑。私心裡，比之為耳熟能詳的英國紐曼大主教發動的清流運動。

　　特別是總督張之洞的知人善任，更使他佩服。在這裡，他結識了張之洞的得力助手蔡錫勇、梁鼎芬、趙鳳昌、梁敦彥等人。當中梁敦彥的經歷更使辜鴻銘折服。

　　【梁敦彥，字崧生，廣東順德人。1857年生。早年肄業於香港中央書院。1872年隨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學，初入哈德福小學，續讀西區初中及哈德福高中。1878年考入耶魯大學。1881年清廷令回國，分發福州船政學堂，後奉派為天津北洋電報學堂英文教習。1884年應張之洞聘。歷任兩廣、湖廣總督署文案，知州府候補道。1904年任漢陽海關道。旋繼唐紹儀之後，任天津海關道。1907年4月，任駐美兼日、秘、古欽差大臣，仍留署外務部右侍郎，未赴任。9月任外務部右侍郎。1909年1月，署外務部會辦大臣兼尚書，2月任外務部會辦大臣兼尚書。1910年3月，兼會辦稅務大臣。1911年任外務大臣兼國務大臣。10月出使德美，耶魯大學贈予名譽博士。辛亥革命後，1913年任政治會議議員。1914年5月，任北京政府交通總長。1917年7月，張勳復辟，任外交部尚書。議政大臣。復辟失敗後匿居東交民巷。同月十七日，北京政府明令通緝他。1918年北京政府下令免予通緝洪憲、丁巳（張勳那次）復辟案內諸人。1924年逝於北京。】

　　1884年張之洞聘請梁敦彥，梁敦彥到任後，正當硝煙彌漫之際，專門委派他主辦翻譯電報事宜，領導電報房諸生，處理日常電報往返，梁敦彥盡心盡力，幹得很出色。

　　當時張之洞府下有一規矩，每月初一、十五都有一次行禮，文案委員與電報生分班站定，受張之洞訓話。梁敦彥總站在電報房諸生行列，那些文案委員諸公，自命高人一等，無一人與梁敦彥交談。

　　一日，又逢行禮時刻，張之洞出堂受禮，見梁敦彥與電報諸生站立一處，親自上前，伸手拉他出列，命站到文案委員一列之中。說：「汝在此班內行禮。」

　　眾皆大為驚訝。此後一幫文案見了梁敦彥，一改態度，格外殷勤，大不同於當初白眼相待了。

　　辜鴻銘對此事感觸極深，一方面感歎官場世態炎涼，至有日後譏張之洞手下多偽君子。一方面更佩服張之洞之知人愛才，真大臣風度。日後，在張之洞幕中，辜鴻銘與梁敦彥最為莫逆。

　　1885年，清政府派英國人金登幹前往法國議和，六月訂立《中法新約》，法國人終於得到了夢寐以求的越南，心滿意足。

　　這邊，中越邊境上卻日益危急，法國人的干戈已直指大清帝國。主戰的張之洞等對李鴻章等的議和行動極為不滿，矛盾越結越深。

　　此際，頗為懊喪的張之洞既受到朝廷賞賜，又迎來了生辰華誕，照例得熱鬧一番。府中賓朋滿座，名噪一時的沈曾植也前來祝壽，張之洞關照辜鴻銘說：「沈公如當今泰山北斗，一代名儒，他的聰明無人能及，你要多向他請教。」

　　【沈曾植，生於1850年，卒於1922年，字子培，號乙齋，晚號寐叟。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中進士，歷任訓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等職。1888年，康有為首次上書，即與之相交，支持戊戌變法。1898年受張之洞聘，往武昌任兩湖書院講習。1900年與盛宣懷等策劃東南互保，旋署安徽布政使護理巡撫，1910年辭官居上海。辛亥後，謀復辟。】

　　見面後，辜鴻銘即大談西學西法，年長七歲的沈曾植默然無語，不置一辭，辜鴻銘意興闌珊，問沈為何一言不發，沈曾植慨然歎道：「你說的話，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話，還得讀二十年中國書。」

　　後恰逢二十年後，辜鴻銘又在張之洞的生日見到沈曾植前來祝壽，立即請差役將張之洞藏書搬往前廳，隨入廳，坐定。沈曾植問他搬書幹什麼，辜鴻銘答道：「請教前輩，哪一部書前輩能背，我不能背？前輩懂，我不懂？」

　　沈知他意思，答說：「我知道，你能背能懂，你通中學，又通西學，今後中國文化這個重擔子，就挑在你的肩上了。」

　　言下極為期許。後來，辜鴻銘曾對人說：「有人說我聰明，殊不知我的聰明。何能與沈公相比，中國有三個聰明人——周公、沈曾植、紀曉嵐。」

　　話說辜鴻銘收到各國報刊後，即分門別類，歸納整理，定期向張之洞呈報，其明晰的分析，過人的眼光，對張之洞瞭解國際局勢幫助極大。

　　此時的張之洞，早已不再只是一介抨擊朝政時弊的書生。山西兩年總督生涯，使他看到了民生的凋蔽，出任兩廣總督後，歷經戰事，對大清帝國的危機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深知大清王朝要保住江山，自然少不了清廉正直的官僚。但是只是清談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張之洞畢竟不同於一般的清流人物，通過這次中法一戰，看透了大清王朝的衰弱，船堅炮利的洋人畢竟不是幾句美妙的辭令就可打發的。

　　置身中法戰爭的張之洞，一開始還未越出清流人物的思想意識，不免有許多不諳國際事務的舊式官僚的陳腐之見，但在置身華洋雜處、萬邦盟聘的華南門戶——廣州，接觸各類外部事務之後，對大清王朝和國際事務的認識進一步加深。中法戰後，張之洞得到朝廷嘉獎，賞戴花翎，與李鴻章等人的矛盾進一步激化，而與彭玉麟、馮子材等受到國人的一片擁護。但此戰中，馬江一役，福建水師全軍覆沒，給張之洞以很大震動。

　　在這種複雜的背景下，張之洞的思想為之一變，雖然終其一生，都帶著清流之氣，但此後，他畢竟認識到了洋務的重要。辜鴻銘敏銳地覺察到了這一點，日後，曾有一段清晰的分析：當時濟濟清流，猶似漢之賈長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經大旨，以維持名教為己任。是以文襄為京曹時，精神學術無非注意於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猶是欲行此志也。自甲申馬江一敗，天下大局一變，而文襄宗旨亦一變，其意以為非效西法圖富強無以保中國，無以保中國即無以保名教。張之洞督粵五年，尤其是在中法戰爭結束後的三年，「舍理而言勢」，大張旗鼓地興辦洋務，辜鴻銘等熟悉洋務的幕僚頓時大展其才，特別是在處理外交事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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