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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看起來像個弱女子,但在關鍵時刻卻很有膽量。她寧可死去也不屈從施瓦布林,而在未婚夫有難時,便挺身而出,竟敢親自去見女皇,請求赦免她的未婚夫。一旦風平浪靜,她便安心去作她的「賢妻良母」。她的母親、上尉的妻子的形象也很豐滿,也很有個性。平日裡,她包辦丈夫的一切,甚至代他管理炮臺公務。但當戰鬥打響,她便馬上自然而然地「回歸」她本來位置,把丈夫視為炮臺的保衛者,並為之竭盡全力。此外,格裡涅夫的僕人薩威裡奇也很有特點,為了討回主人的兔皮大衣,他準備同普加喬夫去爭鬥。為了保護主人不受父母的責備,他甚至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

  《上尉的女兒》就是以這樣生動而真實的形象體系描寫出俄羅斯人民生活和精神風貌,反映出俄國歷史上重要的一頁。

  小說在藝術上有許多創新之處,對後世作家產生重大的影響。

  把虛構的人物與歷史人物、個人的悲歡離合與重大歷史事件有機地糅合在一起的寫法,是《上尉的女兒》藝術上總體上的特點。這種寫法,據說最早見於18世紀末期英國小說家司各特的歷史小說中。普希金借鑒了這種寫法,並對其加以靈活運用,使之達到了新的水平。

  普加喬夫是一個歷史人物;而格裡涅夫則是一個被作者虛構出來的人物,自然,他也不是無中生有的人物,據說在歷史上確有一個投靠了普加喬夫的名叫斯萬維奇的軍官,普希金把他「一分為二」,他的一部分經歷給了格裡涅夫,另一部分則體現在小說中另一個人物施瓦布林身上。歷史人物和藝術人物走到一起,作家就可自如地安排他們之間的活動和交往,其中便有一種「假亦真來真亦假」的奧妙,這正是普希金的高明之處。

  此外,小說的題名與它的實際內容也有一種「相游離」的傾向,其中也有某種奧妙之處,與上述方法都屬「同工異曲之妙」。作品名為「上尉的女兒」,但「上尉的女兒」卻並非主角,甚至連第二主角也算不上。

  自然,這種情況在世界文學中屢見不鮮,莎士比亞、巴爾紮克那裡都有不少這樣的例子,如巴爾紮克的名著《高老頭》便是。據說巴爾紮克在動筆之初,是想讓書名與人物相統一的,也就是說要把高老頭寫成主角,但寫著寫著,作品的重心發生了偏離。而在普希金,情況卻不相同:可以說他是有意這麼做的,其目的無非是想製造一種煙幕,讓人以為他寫的是一部愛情小說,而並非在為普加喬夫「樹碑立傳」。

  作品的結構勻稱,佈局周密,情節單純、緊湊,語言簡潔,幾乎在各個方面都成為後來俄國小說的典範。

  從結構和佈局看,格裡涅夫個人婚姻的線索貫穿全書,除此之外無任何枝蔓,沿著這條線索,先後展開普加喬夫的活動,人物和場景安排得有條不紊,用別林斯基的話來說就是:「永遠也不曾使人感到有什麼多餘的地方,或者什麼不足的東西;一切都恰如其分,一切都適得其所。

  既不能刪掉什麼,也不能增加什麼。」情節發展迅速,但又不使人感到簡略,一切都順理成章、按部就班地發生發展,比如,讀者幾乎讀不到多少格裡涅夫和瑪麗婭戀愛的情節,但絲毫不會覺得他們的相愛有什麼意外的和不可理解的。到第四章,作者就已讓格裡涅夫和施瓦布林為瑪麗婭而決鬥了,對此,讀者絲毫也不感到有什麼意外的。莫洛亞說屠格涅夫的小說的情節發展速度快得「有如奔命」,其實,這一寫法屠格涅夫是從他的老師普希金這兒學去的。

  這種既簡潔又充實的藝術效果顯然也取決於作品的語言。作為俄羅斯文學語言的創作者,普希金是把「準確、樸素和簡潔」等要素放在首位的,這同時也是《上尉的女兒》語言上的特色。比如,作者在第二章這樣寫到草原上的天氣變化:「……而這時,風越來越大,那朵小雲變成白色的濃雲,正沉沉地湧起、增多,逐漸佈滿天空,飄起了細小的雪花——而忽然間就落起了鵝毛大雪了。風在呼嘯,暴風雪來臨了。頃刻間黝黑的天空跟雪的海洋混攪在一起。萬物都消失不見了……」這短短一百來字,就寫盡一場暴風雪的驟起的過程。這一情景要是換別的作家來寫,可能要上千或幾千字才能完成。無怪果戈理這樣說:「同《上尉的女兒》相比,別人的小說簡直都成了一碗油膩的菜湯。」

  差不多在創作《上尉的女兒》的同時,普希金還創辦了《現代人》雜誌。這是俄國文學界的一件大事。

  茹科夫斯基的家是文學家活動的中心,每逢星期六,文學界的朋友們都在這裡聚會,或朗讀自己的新作,或暢談文學界的逸事,或交流文化信息。一次,亞·屠格涅夫從巴黎的一封來信激發了大家想辦一份雜誌的念頭。在普希金的朋友之間,非常推崇像英國的《季刊》和法國的《歷史年鑒》這一類綜合性大型期刊。

  1835年12月31日,普希金向本肯多夫提出創辦一份雜誌的申請。

  兩周後,申請得到批准,但有一個附加條件:不許出政治專欄。這樣,普希金便在果戈理、維亞澤姆斯基、茄科夫斯基等人的直接幫助和支持下籌備刊物。

  1836年4月11日,《現代人》雜誌第一期正式出版。這期創刊號上刊登了普希金的《吝嗇的騎士》《阿爾茲魯姆旅行記》等作品,還有果戈理的《馬車》等。在發刊詞《論雜誌文學的發展》中提出「生動、新穎和敏銳」的方針。

  6月間,《現代人》第二期通過了書刊檢查,這一期刊載了普希金關於俄國科學院和法國科學院的文章、維亞澤姆斯基評論《欽差大臣》的文章和柯爾卓夫①的詩篇《收穫》。柯爾卓夫是一位來自民間的農村詩人,他的詩作有一種清新的生活氣息。普希金非常欣賞他的詩才,鼓勵他要珍惜自己的才華,勤奮寫作。柯爾卓夫後來回憶起普希金對他的幫助,總是飽含淚水。這一期上還刊載了署名為費·丘的《寄自德國的詩》,這是當時還不知名的詩人丘特切夫②最早的詩作,其中的《春潮》《噴泉》《沉默》和《大自然不像您想像那樣……》等詩,後來都成為俄羅斯抒情詩中的精品。據普列特涅夫回憶,普希金當時偶然發現丘特切夫的這些詩作時非常「驚喜」,竟把這些詩稿帶在身上達一星期之久。

  〔①柯爾卓夫(1809—1842),俄國詩人。〕
  〔②丘特切夫(1803—1873),俄國詩人。〕

  普希金的文學批評活動,早在20年代就已開始。不過,他當時所進行的批評工作,基本上還是零星的。現在,他創辦了雜誌,存了陣地,他的批評活動也就得以全面展開。

  批評家普希金的視野是很廣泛的,他涉及的還不僅僅限於文學和詩歌,有時候他也關心一些政治問題。如他在《現代人》上發表過涉及到美國和英國的文明及社會制度的文章。而在紀念自由戰士拉季舍夫的文章中,普希金是以反對專制制度的鬥士出現的。至於在有關果戈理、巴拉丁斯基、傑爾維格乃至拜倫、司各特等作家和詩人的評論中,在有關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論述中,普希金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表現出獨到的審美力和歷史主義眼光,他的見解,在俄國批評史和美學史上都有 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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