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27)_學達書庫

二七

　　我要告訴您一個秘密，我在波爾金諾寫了不少東西，好久以來我沒有寫過東西了。我要給您帶去的作品有：《葉甫蓋尼·奧涅金》第八、九兩章（已準備排版付印）；一篇用八行詩寫成的詩體小說（共400行），發表時不擬署名了；幾個悲劇劇本（或者叫小悲劇），有《吝嗇的騎士》、《莫紮特和薩列裡》、《瘟疫流行時的宴會》和《唐璜》。另外，我還寫了30首小詩。這不算少了吧，怎麼樣？但我還沒有講完呢。

　　這是悄悄話，我還寫了五篇故事。這些故事會氣得巴拉丁斯基③嗷嗷亂叫。發表這幾篇故事時，也不要刊登作者的姓名。

　　〔③巴拉丁斯基（1800—1844），詩人，普希金的朋友。〕

　　在不到三個月的短短的時間裡，普希金創作了這樣多的作品，並且，除了數量的驚人之外，作品在藝術上也達到了空前成熟。「波爾金諾之秋」以其豐碩和輝煌在普希金的創作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

　　關於《葉甫蓋尼·奧涅金》這部巨著，我們暫且不提，在後面我們將要專門分析這部作品。

　　普希金在波爾金諾所創作的幾個小悲劇都十分精彩，就情節而言，它們各不相同：《吝嗇的騎士》寫的是中世紀的故事，《瘟疫流行時的宴會》把讀者帶到了英國，《石客》的故事發生在西班牙。但它們卻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那就是死亡，劇中人都圍繞著死亡展開了自己的演出，可以說死亡就是這些劇作的共同的主角。頗具趣味的是，普希金在創作《瘟疫流行時的宴會》時，劇中的情境與他所在的波爾金諾的氣氛何其相似乃爾！或者可以說，正是波爾金諾發生的事件誘發普希金創作了這個小悲劇。從藝術上看，這些劇作都極為緊湊、凝練。它們的故事不是「展開式」，而是「壓縮式」，豐富的戲劇性情節通過精妙的構思被濃縮為精彩的一幕，戲劇的矛盾衝突在瞬間展開和完成，從而產生極為強烈的效果和引人入勝的魅力。

　　普希金在上面的信中所提到的「五篇故事」，就是後來以一個地主別爾金的名義發表的《別爾金小說集》。如果說普希金的小悲劇是以死亡作為主角的話，那麼在《別爾金小說集》中，主角可以說就是愛情。

　　而在情節的生動和構思的精巧上，與小悲劇大有異曲同工之妙。

　　《射擊》的主角是一個小城軍官希爾沃，他收入不多，但喜歡請客豪飲；他的劍術高明，愛好爭鬥，但又嫉妒成性。後來兵團裡來了一個出身富豪之家的青年人，動搖了希爾沃的威望和自尊，希爾沃對他十分嫉恨，要和他決鬥。可是在決鬥中，他發現小夥子毫不在乎，在先開槍未中後，他居然一面吃著櫻桃，並把櫻桃吐向對手，聽任希爾沃開槍。

　　此時，希爾沃感到就是把這個不愛惜生命的傢伙打死也沒有意思，於是便忍耐了一下，保留他報復的權力。

　　後來，小夥子結了婚，過著幸福的生活。希爾沃認為報仇的時機已到，他找到這個仇人，把槍對準他。現在，這個青年人和當年時那個光棍軍官已是判若倆人，他對自己現在的生活和生命無比眷戀，想到要被打死便全身發抖。希爾沃見此狀十分高興，認為自己報復的目的已經達到，於是他一槍朝牆上的畫射去，便揚長而去。作品的情節看似有些奇巧，但其中包含某種生活的哲理。

　　《暴風雪》和《村姑小姐》在情節上都極富戲劇性，講的都是青年人的戀愛和結婚的故事。在《暴風雪》中，瑪麗婭與一個掌旗官相愛，但瑪麗婭的父母不同意，於是兩位年輕人決定私下成婚，一位神甫答應為他們主婚。可是一場暴風雪使得掌旗官未能趕到預定的教堂，瑪麗婭悲痛欲絕。後來她的父母見女兒一病不起，就同意他們的婚事，但掌旗官已在1812年戰爭中陣亡。後來瑪麗婭和一個名叫勃爾明的騎兵上校相愛，但想到過去的戀人，她不敢提結婚一事。而勃爾明也記得自己曾在一個暴風雪之夜中迷了路，糊裡糊塗地被人拉入一個小教堂裡，與一個淚流滿面女子舉行過一次「婚禮」，當時他只覺得好玩而並不在意。當勃爾明向瑪麗婭講起這個奇特的經歷時，瑪麗婭突然記起來了，「天啊，原來那個人就是您呀！」也就是說，他們已經結過婚了。

　　《村姑小姐》的故事也情趣盎然。麗莎和阿列克賽相愛，但他們的家長都反對這門親事。麗莎化裝成一個村姑模樣到樹林裡和阿列克賽相會，阿列克賽愛上了這個自稱是鐵匠女兒的村姑小姐，並打算與她結婚。

　　不料他們的父母又和好了，準備同意兒女的親事。這一下反而讓阿列克賽為難起來，他已捨不得那個在林中遇到的村姑小姐。他來到麗莎家，準備把事情和盤托出，表示不能娶麗莎，但是一進門便發現，村姑小姐就是麗莎。於是故事的結局也像《暴風雪》中一樣，「有情人終成眷屬」，皆大歡喜。

　　《棺材匠》描寫的則是另一種故事。棺材匠人由於職業的特點而形成了自私和孤僻的性格，他不由自主地希望病人快死，好讓他的生意興隆，以便用次木料代替好木料去做棺材，作者通過棺材匠宴請死人的情節，揶揄了市民自私、狹隘的心理。

　　值得一提的是《驛站長》這個短篇小說。就外部情節而言，它與上述故事有相近之處，但就其所包含的思想來說，卻更為豐富和深刻。作品通過一個小官員的悲劇，揭示出小人物脆弱的地位，展示出小人物心靈的顫動。

　　俄羅斯某驛站的站長維林，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他早年喪妻，惟一的安慰便是他的年輕而又漂亮的女兒冬尼婭。他們父女倆相依為命，熱情照顧過路留宿的客人。一個冬天的晚上，站上來了一個「體格勻稱，留著黑鬍子的年輕的驃騎兵」，叫明斯基。他看中了驛站長的女兒，裝病在站上住了兩天，冬尼婭一直侍候著他。到第三天早上，當他離開驛站時，把冬尼婭拐跑了。驛站長氣急成病。病癒後他從驛馬使用證上查找到騎兵上尉明斯基的住址，便去彼得堡找女兒。頭兩次，在明斯基的住所都被趕了出來，沒有見到冬尼婭。第三次，他設法找到了女兒的住處，冬尼婭一見到父親，一聲驚叫便昏倒在地，明斯基又把老人趕了出來。老人回來後，為女兒的命運憂傷不已，以至一蹶不振，鬱鬱而死。事實上，冬尼婭的情況和他父親所擔憂的恰恰相反，她並不是違反自己的心願被驃騎兵拐走的。據馬車夫說，雖然她哭了一路，可她卻是「心甘情願」去的。後來她成了明斯基的妻子，和他過著優裕的生活。

　　老人去世後，冬尼婭帶著孩子們給父親上墳。

　　小說充滿了人道精神。十四等文官驛站長維林是作品的中心人物，是一個「小人物」，一個貴族的專橫和暴虐的犧牲品。普希金以前，俄國文學中已有描寫「小人物」的嘗試，如卡拉姆津的《可憐的麗莎》。

　　但只有普希金所描寫的「小人物」才空前成功地達到了生活與藝術的高度真實性。普希金以同情的態度描寫了驛站長的遭遇和他不堪一擊的脆弱的社會地位，在讀者心中激起了對「小人物」的人格和命運的真摯同情。

　　在貴族主人公幾乎佔據了整個文學畫廊的時候，普希金把「小人物」引進文學，並以肯定和同情的態度描寫他，這樣的描寫促進了俄國文學的民主主義化，確立了俄國文學的社會性傳統。如果沒有《驛站長》的影響，就難以有果戈理的《外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窮人》這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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