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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正當總統驅車在羅馬大街上行駛時,有一個人突然沖過摩托車警衛隊,一手抓住汽車門,一手搖晃一張紙,跟著汽車跑,顯然想把那張紙交給總統。他絆了一下,摔倒了,我以為他會被壓在車輪下邊,但他爬了起來,繼續跟著汽車跑,那時騎摩托車的警察極力想把他攆走。開始時,總統曾想搖下車窗玻璃,把那張紙接下來,但是窗子打不開。後來他又想打開車門,但車門也鎖上了。他隨即說:「誰去把那張紙接過來,不然那個人要摔到汽車底下去了。」

  那些特工人員不聽,坐在那裡一動不動,因為他們不知道這個人是否是刺客。總統隨後大聲說:「見鬼!我是美國的總統,把車停下,打開車門。」汽車停了,總統打開車門,接受了那個人的申訴書。人群中爆發出一陣歡呼聲。在他們看來,尼克松先生並不害怕這個有可能是刺客的人。尼克松先生隨即把那份申訴書交給了我,並問:「這上面說些什麼?」這份申訴書是一位退伍軍人寫的,聲稱他沒有得到全部應該得到的待遇。當時國防部長也在我們的車上。我把申訴書內容報告總統之後,總統把申訴書給了他,並且說:「這實際上是要交給你的。」申訴人確實是個意大利的退伍軍人,他要尼克松總統向意大利國防部施加壓力,滿足他的要求。

  我們然後驅車去梵蒂岡拜會教皇保羅第六。總統被引進教皇的私人辦公室,仍然是卡羅大主教閣下擔任教皇的譯員,而由我將總統的話譯成意大利語。這次,教皇又表示關心中東的局勢,並表示希望能夠做出某種安排,使各種宗教信徒都能到他們的聖地去。在討論了一些其它的國際問題之後,我們就告辭,總統前往那不勒斯視察第六艦隊。我在羅馬又呆了兩天。這次我比較謹慎,沒有再去拜訪老朋友。

  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我乘一架班機到馬德裡去等候總統來臨。佛朗哥將軍到機場迎接他,照例有歡迎儀式和致詞。我把佛朗哥將軍的話小聲向總統翻譯,在擴音器前將總統的話翻譯成西班牙文。

  總統和佛朗哥將軍乘車經過馬德裡繁華地區,沿途聚集了大批熱情的群眾。歡迎的規模沒有歡迎艾森豪威爾將軍時那麼盛大,但卻是尼克松總統兩次訪問歐洲時,歡迎人群最多的一次。_我們驅車到總統下榻的蒙克洛亞賓館。抵達那裡時,由一名年輕西班牙上尉指揮的儀仗隊列隊歡迎。這位上尉手執指揮刀。總統檢閱完儀仗隊後,把手伸向這位年輕的上尉,他顯然很尷尬。隨之他對總統說,他能夠和總統握手是莫大的榮幸,但根據西班牙軍隊的規定,手持指揮刀時,是不准握手的。

  總統對於他敢於這樣講出來,對於儀仗隊的雄姿都大加稱讚。進入賓館後,總統說,他在馬德裡受到如此盛大和熱情的歡迎,感到非常高興。他說:「西班牙人確實是我們的朋友。」稍後,西班牙的年輕王子唐胡安·卡洛斯來訪,並同尼克松先生談話。王子的英語講得很好,所以他們談話時我沒有參加,只是在他來的時候出去迎接,走的時候送他上汽車。後來又有政府首腦卡雷羅·布蘭科海軍上將來訪,他同總統長談時我當翻譯。這位海軍上將後來遭巴斯克恐怖主義分子暗殺。卡雷羅·布蘭科認為共產黨人正在有步驟地通過宣傳破壞西方進行抵抗的意志,並在散佈色情的東西和毒品,以破壞西方的傳統道德。他把當代的道德敗壞情況與羅馬帝國衰亡時的情況相提並論。他說:「那些野蠻人正在城牆外等待著呢。」有多次社交活動,西班牙人都安排得非常好,其中有一場音樂會,演奏用的提琴全都是斯特拉迪瓦裡當年製作的。

  第二天早晨我同總統和總統夫人一道乘車去機場。途中,夫人問我是否有去巴黎和談的任務。我曾經得到指示,要對此事嚴格保密,總統搶在我答話之前換了話題,因此我就沒有必要回答尼克松夫人的問題了。我們先飛倫敦。我乘坐的是後備飛機,非常舒適。總統回美國,我就飛回巴黎,重新當我的駐法武官。

  我另一次陪同尼克松先生出國是去參加戴高樂將軍的葬禮。我們抵達巴黎時發現該市異乎尋常的寂靜和沉默。只聽到電臺和電視臺播放的哀樂。總統住在大使館,我住在克裡榮飯店。當總統被引進蓬皮杜總統在愛麗舍宮的辦公室時,這位法國總統讚頌了戴高樂將軍,但同時也對他做了一番有趣的分析。蓬皮杜說,戴高樂將軍從來沒有真正信任過任何人,正因為如此,他最後下了台。蓬皮杜自己就是這種不信任的受害者。

  蓬皮杜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從未見他對別人作出輕率的回答,他總給人以非常自信的感覺。據我看來,他自己的為人似乎就象他說戴高樂那樣,對別人缺乏信任。他實際上並不真正喜歡美國人,但是他懂得我們在世界上所代表的力量。他訪問美國時遇到的敵對性示威,曾使他大為震動。他一直沒法理解,如果美國政府真想制止這種示威活動的話,為什麼不加以制止。但是他非常善於利用他曾經受過委曲的地位。他反復向尼克松總統表示,任何社會,如果不能保衛自己,就不能生存,也不配生存。

  總統同世界各國的領袖們一起在巴黎聖母院參加了悼念戴高樂將軍的彌撒。這是一次給人留下極深印象的儀式。當晚,蓬皮杜舉行小型招待會,宴請參加葬禮的各國代表團。我遇見了英國的查爾斯親王,不同時期的四位首相圍坐在他的四周,他顯得十分從容。葬禮結束後,總統飛回美國,我則留在巴黎繼續履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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