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使命(66)_沃爾特斯

六六

　　在美國使館為戴高樂將軍舉行的招待會上，尼克松先生熱情地談到，上一次也曾經有過這樣的盛會，當時年輕而孚眾望的約翰·肯尼迪總統曾為法國總統舉行了一次類似的招待會。施賴弗大使夫人是肯尼迪的妹妹，她聽到這話後很激動。尼克松先生在巴黎期間還會見了許多法國政界人士和商界領袖。他在凱旋門無名烈士墓前獻了花圈，在回愛麗舍宮的途中，還多次停車與聚集在那裡歡迎他的群眾握手。他回到住所後，發現丟失了一個袖扣，這副袖扣是尼克松夫人在他就職前夕送給他的生日禮物，因而這一丟失似乎使他感到難過。袖扣後來是找到了，並且還給了他。在巴黎時，總統會見了南越的副總統阮高其，那時他正率領代表團在巴黎進行和平談判。我們準備離巴黎回羅馬去見教皇時，戴高樂前來為尼克松先生送行，並說這次訪問無論對兩國關係，還是對總統本人都是一次成功的訪問。

　　我們飛越風景幽美的阿爾卑斯山，來到羅馬。我們到達羅馬機場後立刻換乘美國直升飛機到梵蒂岡，並在聖彼得廣場著陸。直升飛機著陸的地點差不多恰好是我在一九四四年羅馬解放那天停放吉普車的地方。總統在機場受到梵蒂岡高級主教們的歡迎，還檢閱了瑞士儀仗隊，儀仗隊身穿的制服是畫家米開朗琪羅設計的。然後，我們被引進教皇的辦公室。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教皇保羅第六，他的身材比他的幾位前任都小得多。天主教徒接近教皇時，都會產生一種敬畏的心理，我這時也不例外。兩位領導人在憑臨大廣場的教皇辦公室裡會談。加拿大主教卡羅閣下把教皇的話譯成英語，而我則把尼克松先生的話譯成意大利語。

　　會談涉及許多內容，有東西方的緊張局勢，中東的敵對行動，以及有必要保證三個大的一神論宗教聖地不受侵犯等問題。他們也談到了歐洲統一的問題，以及遠東，特別是越南問題。教皇熱情支持美國努力拯救南越人民，使之不受共產主義的控制。他對總統說，「你們做得對。你們不能放棄那些基督教徒，否則他們就會被消滅。」後來我經常納悶，為什麼在公開場合他不講這類似的話呢。教皇接著又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局勢表示關切，並指出這兩個國家的情況會對歐洲產生怎樣巨大的影響。

　　他也以關切的心情談到智利的局勢，以及智利日益增長的共產主義力量，這種力量已經滲透到基督教民主運動，甚至滲透到聖地亞哥的天主教大學。他說他有時覺得那裡的天主教大學只是徒有其名而已。他要尼克松先生密切注意那裡的形勢。雙方互贈了禮品，教皇授與我一枚小小的銀質獎章。之後我們就離開了他的辦公室。總統向羅馬的北美學院學生發表了簡短的講話。那是一批在神學院學習、準備擔任神職的研究生。學生向他熱烈歡呼，他說這個學校可能是他可以在學生面前講話而不致發生問題的唯一的一所學校。當然他指的是那些綜合性大學校園裡舉行的反對越南戰爭的示威活動。

　　尼克松總統從北美學院乘直升飛機到機場，然後啟程回美國。我沒有隨行，而是回我原來在巴黎的工作崗位。哥倫比亞廣播系統委派我的弟弟文森特來羅馬採訪總統訪問的消息，因而我有機會同他一起進行訪問，並到阿弗萊多飯館去吃意大利細麵條。我們一起飛巴黎，我弟弟再從那裡回紐約。

　　在離開羅馬之前，我要拜會三位意大利的高級官員，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我在那裡當武官時同他們有過接觸。一個是當時的國防部長G·安德雷奧蒂，另一個是喬瓦尼·德·羅倫佐將軍。我訪問羅馬時，他是情報機關的頭子，我訪意後不久，德·羅倫佐當上了參謀長，但因與各種各樣的爭論和糾紛有所牽連被撤職了，後來又被選為國會議員。我問使館是否可以去拜會他們，使館沒有表示異議。我和德·羅倫佐將軍通了電話，他派車接我。我們談了些往事，也談了一些現實的問題。我在羅馬任武官期間，他給予我優厚的禮遇，我向他表示了感謝。他看上去還和過去一樣精力充沛。

　　我從他那裡回到旅館時遇到了阿羅依亞將軍，我在意大利任職時他是參謀長，那時已退休，是德·羅倫佐的死敵，我對他們兩人不偏不倚。在我訪問意大利期間，這些人對我都非常禮貌和友好，據我看來，我去拜會他們是應該的。可是我離開意大利不久，意大利的左翼報紙就大肆渲染我去看望德·羅倫佐的消息，並且把這事說成是某種陰謀，也有的說我是在為尼克松傳遞消息，還散佈了不少類似謬論。甚至在國會中也有人提出質問，我對提問的人談了有關我在意大利逗留的情況，說明沒有任何陰謀。但是由於這些報紙有意不提我也見過國防部長安德雷奧蒂和阿羅依亞，我的這次訪問被說成是陰謀活動。美國大使館不能抱怨，因為我去拜會這些人，他們都是同意的。

　　我飛回巴黎，又走上我原來的工作崗位。回去不久，就接到一位旅法的葡萄牙工人的電話。他在愛麗舍宮的地上揀到了尼克松先生的袖扣。因為袖扣上刻有總統的印璽，同時報紙上發表過一篇關於遺失袖扣的報道，所以他找了美國大使館。他只會講葡萄牙語，因此，使館人員叫他來找我。我和他見了面，拿回了袖扣，並且造了他一些東西表示謝意。他的名字叫諾夫雷，葡語的意思是「高尚」。我對他說他把袖扣送回來的行動用事實說明了他的為人同他名字一樣高尚。

　　一年半之後，到一九七〇年九、十月間，我又一次為尼克松總統當翻譯。那次我從巴黎到遠東，參觀大阪世界博覽會後前往西貢，在美軍司令克賴頓·艾布拉姆斯將軍的家裡住了幾天。在那裡我接到通知，要我務必於九月二十七日到巴黎會見基辛格博士，因為他要在那天與北越人會談。會談後我和他一起前往羅馬與總統一行會合，準備在訪問意大利和西班牙期間當總統的翻譯，但我不陪同他去南斯拉夫和訪問地中海第六艦隊。

　　我於九月二十六日抵達巴黎，第二天和基辛格博士一起去會見北越人。會談和過去一樣毫無成果，在大部分時間裡，他們都對我們進行宣傳性的指責。當天下午，我同基辛格博士一起飛羅馬。和往常一樣，我翻譯了總統到達羅馬時的講話。然後我們驅車往奎裡納爾宮會見薩拉蓋特總統。看得出來，他不太高興見我，因為我十八個月前拜訪德·羅倫佐曾引起過一場風波。有一次他曾企圖不讓我參加他和總統的一次會見。他做得很隱蔽，但是我注意到了，他沒有達到目的。薩拉蓋特總統在奎裡納爾宮為尼克松總統舉行了一次豐盛的午宴。兩國首腦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在宴會上，尼克松先生一口氣發表了一段非常長的祝酒詞。當中沒有為翻譯間斷。這段話講了大約七八分鐘，我還是把它翻譯下來了，儘管我沒有做筆記。飯後總統問我那段話是否太長了，我回答說：「不長，先生，但是再長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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