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使命(44)_沃爾特斯

四四

　　這句話使他不知所措，他說：「我不懂你說的是什麼意思。」我對他說：「只要我們呆在越南，中國人對他們南方的邊界就感到擔憂。什麼時候他們不再為他們的南方邊界擔憂，他們就要關心他們的北部邊界了。現在，我們美國人同中國人關係不好，但是感謝上帝，我們同他們並沒有六千公里的共同邊界，我們也沒有佔領他們認為是中國的任何領土，而他們的人口卻有八億之眾。」我接著說：「將軍，坦率地說，你給我世界上任何東西，我都不願意處於你們的地位。」這一席話使他十分震驚，我就趁機向他告辭了。兩年後，雅羅申柯上校已升為將軍，他對我說：「你知道，那些中國人發瘋了。他們認為戰爭是件好事。」我說。「雅羅申柯，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說的話嗎？」他悲歎地說：「是的，我記得很清楚。」

　　我到法國後不久，就認識到我以前決定要到越南去是多麼明智。法國武裝部隊中差不多每一個少校以上的軍官都曾在那裡服過役。由於我去過越南，他們對我更尊敬了。要不是我到過越南，我就只能是從一個武官職位到另一個武官職位上的一名參加雞尾酒會的將軍而已。我曾在越南拍攝了許多影片，。其中幾部有相當多的戰場實況。我常常邀請法國軍官到我家觀看這些片子。有一次，我放映一部有關越南一個小市鎮的影片，在座的一位法國軍官告訴我，他就是在這個市鎮的教堂裡結婚的。在我參觀法國部隊時，幾乎每當部隊的指揮官單獨同我在一起時，他就會對我說：「我國政府對你們正在越南幹的事不太積極，但是我想讓你知道，正在挨你們打的人，殺死過我們的人，殺害過我們的傷員，因此，每當你們同他們鬥爭取得勝利時，我們心裡就覺得很高興。」這種感情在法國陸軍中很普遍，他們能理解我們在越南幹的事。有一位法國軍官對我說：「你們拾起了我們的折斷了的劍。」可惜，我們也要象法國人一樣把它扔掉。

　　我到法國不久，一位老朋友安德烈·拉朗德少將請我吃午飯。我們在華盛頓北約組織常設小組共過事。拉朗德是法國陸軍中最卓越、最勇敢的軍官之一，他在奠邊府表現出非凡的英雄主義。在我派駐法國期間，他擔任共和國總統戴高樂將軍的軍事助理，住在總統的官邸愛麗舍宮。我到他漂亮的寓所去同他共進午餐，餐廳在這座宮殿的三樓，可以俯瞰下面的花園。在座的還有其他幾位客人。我們喝了幾杯酒就用午餐。午餐主要的一道菜是雞。正在吃雞的時候，我突然覺得一塊雞骨頭卡在喉嚨裡。我轉動舌頭試圖把骨頭吐出來。後來發現不行，我開始擔心咽喉會被卡住。我說聲對不起就站起來，轉身打開最近的一扇門往外走。我原來想到另一個房間去，這樣可以在那裡用手指把骨頭取出來。然而，我發現走進了一個漆黑的壁櫥。

　　儘管如此，由於情況緊迫，我把指頭伸到嘴裡把骨頭取了出來。我懷著某種寬慰的心情重新回到餐桌前就座。在餐桌上，沒有人問我這件事。但是，當其他客人告辭後，拉朗德將軍問我道：「迪克，你突然進入那個壁櫃，究竟怎麼回事？」我說：「安德烈，我喉嚨裡卡了一塊骨頭。我不願意在席面上把手伸到嘴裡去，以免大家把我看成一個美國的鄉下佬。我當時以為我是進了另外一個房間，當我發現走進了一個黑暗的壁櫃時，我也感到很驚奇，但是不管怎樣，我把手指伸進去把骨頭取出來了。」他說：「我的上帝，你把它取出來了我很高興。你想想，假如你在愛麗舍宮憋死了，所有的美國人都會說：『瞧！戴高樂將軍的又一卑劣勾當。』」

　　還有一次，也是我任職初期，戴高樂將軍為波倫大使調離法國設午宴餞行，我也被邀請出席。當我被引見戴高樂時，他談起以前我們在許多場合見過面。這時，我沒有講很多話，而是沿著迎賓隊列前進。宴會上，我坐的席位離戴高樂很遠，沒有機會直接同他談話。午宴結束，當端上咖啡和甜酒時，戴高樂將軍的副官弗朗索瓦茲·弗洛希克上尉走過來說：「將軍想同你談談。」我立即走到他身邊。他回憶起當年我們在意大利見面時的村莊的名字。他象往常一樣，非常得意地表現出驚人的記憶力。這種得意也是有道理的。他問我回到巴黎多久了。我當時很想對他說：宴會前法國國內情報機構國土保安司給他的有關來賓的材料上大概已寫清楚。可是再一想還是不這麼說為好。儘管他以為我是在中央情報局工作，他對我仍然親切相待。其實我是幾年以後才入中央情報局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美國新任駐法大使薩金特·施賴弗來到巴黎。他娶了尤妮斯·肯尼迪，是肯尼迪總統的妹夫。他向戴高樂將軍呈遞國書時，我再次見到了這位將軍，並同他閒談了幾句。那時，行將震撼法國的騷亂已經開始，戴高樂將軍說，他將盡力而為，但是，未來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這句話使我感到有些不祥之兆，因而深感憂慮。騷亂是五月初開始的，騷亂的學生佔領了各種建築物。他們接管了聖日耳曼大街，並重新命名為英雄的越南大街。騷亂迅速蔓延全市。當時總統和總理都不在國內，等他們回國時，巴黎塞納河左岸大部分地區已被騷亂分子佔領。騷亂分子得到了法國共產黨人和其它極左分子的很大支持。紅旗、甚至無政府主義者的黑旗在許多被佔領的工廠上空飄揚。形勢日益惡化，最後舉行了一次總罷工，幾乎使全國陷於癱瘓。

　　巴黎最大的拉紮爾火車站關閉了，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騷亂蔓延到法國其他各地，反對戴高樂將軍的各派政治領袖開始談論要組織臨時政府。在美國大使館中，許多人強烈反對戴高樂將軍。看來有些人幾乎歡迎這種事態的發展，認為這樣就有希望把他推翻。這件事，使我回想起古巴的局面。我們並不喜歡巴蒂斯塔，可是頂替他的是卡斯特羅，而卡斯特羅領導的是一個更具有壓制性的社會，並且同蘇聯結盟。我擔心這一次戴高樂將可能由共產黨人或者某一個同共產黨人關係非常密切的人來接替。對這一前景，我不象我的一些美國同事那樣處之泰然。我向他們表示憂慮時，他們帶著寬容的神情向我解釋說，法國和巴西很不同。法國的武裝部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我的一位同事認為，戴高樂將軍三十天以內定會下臺，並與我打賭三十美元。我同意打賭，結果我贏了。（迄今我未拿到這三十美元，我懷疑他是否還記得同我打過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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