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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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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晨,我同總統一起驅車去豹宮與佛朗哥會晤。見面後先進早餐,氣氛十分輕鬆愉快,所以艾森豪威爾讓我給佛朗哥講個故事。那個故事他聽我講過,覺得很有趣。情節如下: 在拿破崙的軍隊中,有一個名叫杜邦的上校。此人特別 勇敢,這在上校中是常見的;但又特別愚蠢,這在上校中卻是 罕見的。他是個將軍迷,這在上校中很普遍。拿破崙說,他知 道杜邦很勇敢,但他決不能讓法國軍隊有那麼一個愚蠢的將 軍。然而,在奧斯特利茨戰役中,拿破崙看見杜邦帶領衛隊的 騎兵衝鋒陷陣,把俄國人和奧地利人一個個打得人仰馬翻,勝 利在望。忽然,杜邦的身子搖晃了一下,從馬背上摔下來,原 來他中彈了。拿破崙深受感動,便派他的副官和外科醫生拉 瑞去救護。不久,年輕的副官騎馬回來,對拿破崙說:「陛下, 杜邦上校的腦袋被打穿了。子彈從一個耳朵進去,另一個耳朵 出來。拉瑞說,他現在還有知覺,到傍晚就性命難保。」拿破崙 想了一會兒說:「傍晚就會死去。這樣吧,你去告訴他,我剛提 升他為將軍。」年輕的副官快馬加鞭,直奔救護棚。這時,拉瑞 正在給這位新將軍治傷。他讓杜邦喝了好幾口白蘭地,然後 鋸開他的頭,把頭蓋放在桌上。他的大腦已散開,拉瑞正設法 把它捏在一起,這時,副官沖進帳篷,宣佈說:「拿破崙皇帝剛 提升杜邦上校為將軍。」杜邦喝了拿破崙的白蘭地,酒意正濃。 他的大腦還在桌上,但他聞到白蘭地的酒氣,聽到了「將軍」這 個富有魅力的字眼,便搖搖晃晃地站起來,把頭蓋放回頭上, 踉踉蹌蹌地朝帳篷門口走去。拉瑞邊追邊叫:「我的將軍,不 能這樣走啊。你的大腦還在桌上哩。」杜邦醉醺醺地回答說: 「去它的吧。我當了將軍,還要它幹什麼?」 在座的人——其中有些是將軍——哄然大笑。佛朗哥也笑起來,詼諧地對艾森豪威爾說:「你注意到沒有,那些不是將軍的人笑得更起勁啊?」我沒想到佛朗哥竟這樣幽默。他還說:「現在的將軍們這麼差勁就因為他們是從最好的上校當中選拔的。」這句話引得在座的將軍們放聲大笑。後來,我們到佛朗哥的書房,簡單討論了美國的基地問題。佛朗哥認為,西班牙的經濟形勢正在好轉,過不了幾年就會象其它歐洲國家一樣,成為一個繁榮昌盛的國家。後來情況果真如此。艾森豪威爾問他對蘇聯人的意圖有什麼看法。佛朗哥心平氣和地說了說,他對蘇聯人的意圖作了一個最客觀、最冷靜的估計,即:避開大戰而處處進逼,你退我進,這邊嚴重受阻就向那邊推進。他預言蘇聯人將千方百計破壞西方國家奮起抵抗的意志並打消他們認為有東西值得保衛的信念。在這方面,又證明了他是一位有真知灼見的預言家。多年以後,我又在這個房間裡見到他,同他研究他去世後西班牙可能發生什麼情況。他還是那樣冷靜,那樣客觀。 我們從豹宮乘直升飛機去托雷洪空軍基地。直升飛機起飛時,佛朗哥神態自若。幾分鐘後,艾森豪威爾問這位西班牙領袖是否經常乘坐直升飛機。他說以前從未坐過,這回答使我深感驚訝。看他那鎮靜自若的樣子,誰也不會想到他沒坐過直升飛機。他和艾森豪威爾在機場熱烈擁抱,然後艾克登上飛機。我在飛機後部相當大的機艙裡靠窗而坐。當飛機在跑道上慢慢滑行時,西班牙人和美國人向我們揮手告別。看到這情景,我說:「看他們的口形,我就知道他們大家在說什麼。」飛機上其他的人信以為真,問道:「他們在說什麼?」我回答說:「很怪,他們都在說同一句話。」「什麼話?」大家都想知道。我口答說:「他們都在說,『謝天謝地,他們可走了!』」這話引起一陣哄笑,但也許非常接近事實。總統的一次訪問對於東道國和美國駐該國大使館來說都是一次精疲力竭的經歷。 我們繼續飛往卡薩布蘭卡,對摩洛哥進行訪問。在這裡,我們受到國王穆罕默德五世的歡迎。雙方在機場發表了我記憶中最簡短的講話。然後兩位國家元首驅車進城,成千上萬的摩洛哥人騎馬夾道歡迎。從山區來的部落土人騎馬跟在車隊旁邊,對空鳴槍,使特工人員驚愕不已。他們從來沒有在一位美國總統面前,聽見這麼多槍聲。午餐的時候,王儲哈桑走過來,跟我談起一九四二年那幾次會面。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記得,還是有人告訴他的。總統告訴摩洛哥人,我們將撤走在摩洛哥的空軍基地。摩洛哥曾是法國的保護國,這些基地是法國人在那個時期給我們的。這次訪問在非常友好的氣氛中結束。 我還曾陪艾森豪威爾總統參加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巴拿馬舉行的美洲國家首腦會議。當時他因回腸炎動手術,尚未完全康復,正在療養,但他仍決定前往參加會議。他認為,向拉丁美洲人民表明我們對他們的關心是十分重要的。他不屈不撓的勇氣和責任感使他帶病完成了此項任務。他接見了幾乎所有與會的總統,當然我都在場。他參加會議或社交活動,我也總在他身旁,所以我知道他為此做出了多大的努力。 會議中途,要在巴拿馬市商業區舉行一個儀式,每個總統都將發表講話。對艾森豪威爾來說,這將是好長一段難熬的時間。我正式被派去見幾位總統,請他們講話簡短些,並請他們將此意轉告他們的同僚。那幾位總統都表示理解,並答應盡力去做。後來,各大國,如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總統各講了約三分鐘。接著厄瓜多爾的當選總統何塞·貝拉斯科·伊瓦拉開頭表示要說短話,但結果講了四十五分鐘。我不禁尋思,倘若他不決定說「短」話,他的講話該多長呢?總統在會場上堅持下來了。貝拉斯科結束他的長篇演說後,我低聲問艾森豪威爾:「總統先生,您還好吧?」他低聲回答:「嗯,差點不行。」 會議期間,他輪流接見了與會各國的總統。參加會見的多米尼加人都佩帶著幾乎露在外面的零點四五口徑柯爾特自動手槍,使特工人員深感不安。所有這些接見都由我作翻譯。我還得寫出每一次會談的備忘錄,作為會議記錄。有幾位總統,如尼加拉瓜的路易斯·索摩查·德瓦伊萊,英語講得很好。但我為其他所有的人作了翻譯,包括講葡萄牙語的巴西總統儒塞利諾·庫比契克和講法語的海地總統讓·馬格盧瓦爾。 這次會議雖然沒有取得看得見的、真正的成果,但很有助於向我們南面的鄰邦再次表明,我們沒有忘記他們,我們沒有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歐洲和遠東。他們注意到艾森豪威爾剛剛動過手術就來參加會議,認為這是美國對他們和他們的國家關心和友好的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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