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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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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驚奇的是,這位曾經下令進入歐洲,並在大規模進攻開始時出動了一千艘艦艇和一萬一千架飛機的人物,竟能騰出時間來為一個折斷過腿骨又找不到禮服領的中校操心。這是衡量這位偉大人物對下級和被他看作是朋友的人富有人情味的熱情與關懷的一個尺度。 在這個時期,我不僅有幸跟隨總統出席最高級會議,而且他歷次出國訪問,除了遠東那次以外,我都有幸陪同前往。這些訪問包括,一九五九年八月到德國、英國和法國,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從歐洲、中東到印度次大陸和非洲的長途旅行,以及一九六〇年底訪問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儘管他的身體有嚴重毛病,他還是外出進行了這些訪問。他深信,通過直接交往而相識的人,錯誤判斷對方動機的可能性比較小。他相信,他所建立的個人聯繫,包括與外國領導人的聯繫以及和外國人民的聯繫,會把世界變成一個生活起來更安全的地方。就象在戰爭中建立了豐功偉績的馬歇爾將軍一樣,艾森豪威爾渴望在其壯年和晚年成為國際間搭橋的人,一位和平人士。 有些人在這件事或那件事上挑剔艾森豪威爾;一些人認為他本來應該更快地並以更小的代價贏得戰爭;一些人認為他的高爾夫球打得太多了;或者認為他像大多數將軍一樣,並非真正明智。他們錯了。在這個人身上有一種特別的品質,幾乎可以立即為人們所瞭解,不僅為他的絕大多數同胞所瞭解,而且為印度人、西班牙人、巴西人和摩洛哥人所瞭解,更不用說歐洲各國人民了。他是他們的解放者。正像卡爾·桑德伯格對林肯的評價一樣,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是位剛柔相濟的人物。 他對世界各個地方的影響,美國國內從未做過充分的評價。人們總容易忘記,他擔任總統的八年是全國團結、和平、繁榮和平靜的八年,從那以後我們再沒有見過這種情景。他代表美國一切最優秀的東西,他無論在朋友或敵人面前都顯示這樣的形象。我曾多次與他同乘一輛汽車。我與他同坐在車裡不能看不到他對那些前來看望他的人群所產生的影響。他們來看望的不僅僅是美國總統,而且是「艾克」。從興都庫什山影中的喀布爾到安第斯山積雪中的巴利羅切,這種影響都是一樣的。人們從他身上看到了本國同胞現在還只是隱隱約約察覺到的,即,他是我們這一時代最偉大的人物之一。察覺到這一點是緩慢的,因為他並不神氣活現、裝腔作勢或因為擁有一切權力而洋洋得意。 我差不多總是參加這些總統出訪的先遣組。我們與之打交道的安全官員中,有許多是我認識的。有時,我們的特工部門或新聞記者想要辦的事,按當地標準是人們特別反感的,而我們還是能夠辦到。因此,我非得往返兩次,一次隨先遣組,一次陪總統。我發現這樣做很有好處。因為這實際上排練了一次,我就可以告訴總統下一步做什麼,或者該往哪裡走,或者在什麼場合他將見到什麼,人。 這些出訪也提出了一些政治性問題。他不能只去印度而不去巴基斯坦。他不能只去希臘而不訪問土耳其。那次在歐洲和亞洲的長途旅行中,我發現他將從法國到摩洛哥去。我對新聞秘書吉姆·哈格蒂說:「你的意思是說,我們要越過容許我們保留基地的西班牙,而到正要求我們撤離基地的摩洛哥去嗎?」哈格蒂回答說:「但是西班牙是個獨裁國家呀。」我答道:「你認為我們正在訪問的那許多國家是什麼樣國家呢?」我不知道我的話是否對訪問日程產生了影響,但西班牙被列入了日程,而且馬德裡舉行了盛大的群眾歡迎,規模僅次於新德裡。 這些出訪往往使有關人員感到精疲力竭,我更是如此。我感到要持續地集中精神,會使人疲憊不堪,但令人振奮。在翻譯總統的講話時,一旦說溜了嘴,就可能使美國處境尷尬。如在翻譯外國領導人的講話時出一個錯,又可能使總統誤解對方的意圖。我認為感到最累的時候是一天已經過完,別人都已上床休息的時候。那時我得從當地的美國大使館叫來兩三位秘書,開始為總統當天的各次會談口授冗長而詳細的備忘錄。我不能做記錄,但是我還必須把清楚在哪場談話中誰說了什麼。 我口授完一份備忘錄,便開始核對另一份。這種工作往往進行到淩晨兩三點鐘,而往往在早晨六點鐘要交行李。多數人對我整理備忘錄這一部分工作是看不見,也是不知道的。許多人甚至意識不到我除了做實際的翻譯工作之外還得幹這個。國務院許多人對我幹這項工作很不滿意,因為我搞這工作的時候,他們不可能得到這些備忘錄的抄件,而由國務院的譯員整理備忘錄時,他們就可以容易地弄到手。我奉總統最嚴格的命令,這些備忘錄在他審閱並簽署之前,不得向任何人提供,任何人也不例外。 由於總統經常一下飛機就需要我,我通常與他同乘一架飛機。有時在旅途中,他聽完國務院的彙報之後,就把我叫過去,聽我談談他將要會見的外國領導人的情況,或是那個國家的特殊風俗。他出訪前做準備工作,以便進行有目的的旅行。有一次他提到他出國訪問的目的時說:「為的是在我將訪問的這幾個國家的首都,再一次保證,美國致力於體面與公正的和平;為的是支持西方團結起來反對一切侵略,並在必要時使用武力,並且維護我們共同安全所需要的防衛力量。」他還強調了美國願意與蘇聯人就一般或特別裁軍方案進行實際的談判,只要這種方案是合情合理的和雙方都可以實現的。許多人認為這些是新的主張,其實在十五年前,或者更早以前他就已提出來了。 艾森豪威爾到巴黎進行國事訪問時,是在法國外交部下榻的。我同他住在一起。我們到法國那天下午峋晚些時候,戴高樂將軍陪同他去凱旋門下面的法國無名烈士墓獻花圈。這位年老的法國將軍身穿制服。艾森豪威爾看了看他,幾乎是若有所思地說:「你還能行?」「是的,」戴高樂回答說,「我還能行。」後來巴黎市政廳接待艾森豪威爾總統,戴高樂也在那裡接待他。戴高樂的講話較長,我貼近總統的耳朵低聲翻譯;後來輪到總統講話,他講了八分到十分鐘就轉向我,讓我翻譯。他用法語說:「我熱愛你們大家。」以此結束了他的講話。我把總統的講話向集合在市政廳前的十五萬群眾翻譯成法語。在結尾時,我用英語說「我熱愛你們大家」,博得了滿場喝采。我離開麥克風走回到總統後邊的時候,戴高樂嚴肅地向我點了點頭說:「沃爾特斯,很好。」這大概是人們可望從他那裡得到的最高讚揚了。這場翻譯是不容易的,因為戴高樂總統講話比較長,而且一口氣講完,中間沒有停下來讓我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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