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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最後,他告訴法國總理,說他患了支氣管炎。拉尼埃爾說:「可是,我一定要參加會議,否則大家會認為這是一場外交病。」莫蘭勳爵向他保證,他將以醫生身份向丘吉爾和艾森豪威爾講清楚,拉尼埃爾確實是生了病。拉尼埃爾說,儘管莫蘭勳爵提出這樣的建議,他仍然認為應參加下次會議,他不能夠躺在床上。莫蘭勳爵對他說:「總理,如果你參加下次會議,我敢肯定你要轉為肺炎。」這話使得拉尼埃爾多少理智了一些。最後,他說:「這樣吧,如果你答應讓我參加明天的會議,今天我就不去了。」莫蘭勳爵看著他笑起來了,說:「總理,治病與搞政治一樣,都是難以預言的。你應該臥床休息。你如果過早起床,會轉成肺炎的。你應該把代表團交給外交部長皮杜爾先生去管。我將向英美兩國領導人說清楚這不是什麼外交病,是由於我一再堅持,你才臥床休息的。」

  在這段插曲發生之前不久,有一次,我正與拉尼埃爾總理在旅館門廳裡聊天,丘吉爾走了過來。我知道他會講點法語,便抽身離開了。他同拉尼埃爾只講了幾句話,就招呼我回去替他翻譯。對他來說,講法語實在太費勁了。突然間,丘吉爾停了話頭,看了我一會兒,說道:「你以前給我翻譯過,那是在什麼地方?」我回答說:「首相,那是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您在意大利的瓦達向巴西軍隊講話的時候。」他說:「對啦,是那麼回事。那麼,你還會講葡萄牙語羅。」我說:「是的,首相,我會講葡萄牙語。」他順手遞給我一個裝著雪茄煙的大盒子。我不會抽煙,所以一口謝絕了。不過後來,我一直為當時未拿一支雪茄煙留作紀念而懊悔不已。

  由於莫蘭勳爵的規勸,拉尼埃爾一直臥床休息。會議的後一階段,外交部長喬治·皮杜爾實際上成了法國代表團的團長。皮杜爾是一位傑出的法國政治家,自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以來,他一直任內閣閣員,大部分時間任外交部長,也擔任過其他職務,並且當過總理。大戰期間,他接替因落入德國人之手而自殺的讓·莫林,在被佔領的法國擔任全國抵抗委員會主席。他是法國國內抵抗力量的最高官員,在國內一直堅持到解放,盟軍開進巴黎那一天他才公開露面。

  在一次會議上,皮杜爾頗為熱切地懇求英國和美國援助法國,反對印度支那的共產主義。他講完之後,丘吉爾相當生硬地回答說:印度支那基本上是法國的事,法國應當自己解決。他說話時激昂的語氣頗使我愕然,因為丘吉爾並不是反對殖民主義的人。丘吉爾快講完話的時候,忽然意識到剛才對皮杜爾講得太尖銳了,於是,他以鄭重其事的口氣說:「我說這些話是因為四十年來我一直站在我們的法國同志一邊,支持他們力求保衛祖國免遭滅頂之災的危險。請諸位永遠不要忘記,今天坐在我們中間的皮杜爾先生是熬過整個被佔領期間的漫漫長夜的。他日日夜夜,時刻都有喪生的危險。當《馬賽曲》歌詞中所說的光榮日子破曉之時,他在凱旋門下等待我們。他因此贏得了整個自由世界永久的感激之情。」

  丘吉爾結束講話時,聲音哽咽,在房間裡的人聽了都深受感動。皮杜爾雙手捂著臉。艾森豪威爾顯然被感動了,我自己也被深深地感動了,首先是由於丘吉爾非凡的口才,其次是瞭解到皮杜爾先生曾是德國佔領者在法國的四年內最想捕獲的通緝對象。丘吉爾講完後的片刻功夫,寂靜無聲。接著,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用法語說:「喬治,你聽了這,席贊詞以後,總得有所表示吧。」這句話固然風趣,但卻破壞了當時動人的氣氛。

  後來,皮杜爾以法國代表團代理團長的身份設午宴招待艾森豪威爾。這次我出了差錯,這也許是我當譯員期間最嚴重的一次差錯,可以說是大出洋相。談話中,話題忽然轉到文學方面。皮杜爾指出:有些作品原著很出色,譯文很拙劣,然而也有相反的情況。他用法語說:「譬如說,有的作家原著甚美,譯文則很差,如莎士比亞。依我看來,若要理解亨利第四和亨利第五這些人物,你就得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可是,」他繼續說道:「也有一些作品的譯文很漂亮,但原著卻無甚價值,如巴爾紮克。」當我把這段話譯成英語時,前面都譯對了,臨到末尾卻說錯了。我用英語說:「……卻無甚價值,如皮杜爾。」

  飯桌上爆發出一陣哄笑,氣氛糟透了。皮杜爾自己也禁不住笑了。我狼狽極了,尤其因為皮杜爾恰好是一位自命有文采的作家。幾個星期後,我與當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最高司令格侖瑟將軍在巴黎見到他,才知道他原諒了我。會見結束時,皮杜爾用法語對我說:「沃爾特斯,你還只是中校嗎?」我也用法語對皮杜爾說:「謝謝,外交部長先生。我看您真的原諒了我在百慕大所犯的口誤了。」其實,我從百慕大返回歐洲最高司令部的時候,這件事早已傳到了格侖瑟將軍的耳朵裡。他曾問過我準備怎樣補救法美關係。不過,為時不久,此事也就煙消雲散了。後來,我曾多次見到皮杜爾先生。他十分寬宏大量,有時還幽默地提起這件往事。

  會開得並不緊張,中間有不少娛樂休息的時間。每次休息,艾森豪威爾總統都到旅館外面去打高爾夫球,我則去游泳。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常常和美國代表團一些下級人員到離旅館不遠的海灘去游泳。旅館附近有一個高爾夫球場,有一條馬路從球場徑直穿過。路上來往汽車不多,因為百慕大不久前才允許使用汽車。路上有一座橋,橋上豎著一塊相當奇怪的指示牌,上面寫著:「小心打高爾夫球者及飛來飛去的高爾夫球。」

  象大多數首腦會議一樣,這次會議並沒有取得什麼特別的成果。然而,它畢竟為西方世界三巨頭提供了碰頭見面和加深彼此瞭解的機會。他們還討論了經濟、政治問題、殖民地問題以及採取共同立場對付蘇聯及其主宰世界的欲望等問題。他們在這裡可以安靜地、私下裡討論問題,不必象他們在各自的首都那樣,整天忙於日常公務。我應該說:面對那兩位盎格魯撒克遜巨人,皮杜爾先生舉止莊重,侃侃而談,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會議一結束,我就乘飛機返回華盛頓。

  象往常一樣,我在這類會議上,主要任務之一不僅是翻譯,而且每晚要把我所聽到的艾森豪威爾總統同別人的談話盡可能詳盡地整理成備忘錄。這是一項大量而耗費時間的工作。在私下會談時,我一般不做筆記,因為那樣會對講話的人有所干擾,影響他完全推心置腹地談話。會議桌上,秘書處當然是作記錄的。誠然,私下談話時做筆記能有助於準確地翻譯,但是,如果注意力集中到逐字逐句的敘述,你就會丟失不少說這些話時的感情和語氣。如果你糾纏在字面上,你就可能忘記講話人想要傳達的意思和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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