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使命(3)_沃爾特斯

三

　　大多數歐洲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工業癱瘓，生產幾乎完全停頓。在一個國家，即希臘，實際上還在進行著軍事衝突。那時的希臘正處於共產主義鄰國和希臘共產黨的內外夾攻之中。希臘的內戰消耗著它的精力，並使這個國家在很長一段時間恢復得很慢。一九四九年元旦，我曾同哈裡曼先生一起到過雅典。他似乎有一種在假日旅行的嗜好。無論在感恩節，還是七月四日國慶節，或者元旦，我們幾乎總是陪他在某個地方旅行。他是一個不知疲倦和富有獻身精神的人。他滿腔熱情地致力於同我們友好的歐洲國家的自由、統一和復興事業。

　　有一次，我們乘飛機去雅典，到那裡正遇到一個非常尷尬的時刻。就在我們到達前不久，希臘內務部長在雅典城裡的鬧市區被人暗殺了。因此，為我們採取了嚴密的安全措施。這時，自天在雅典城外走動需有警衛隨同，夜晚則根本不能出城。希臘的許多領導人不會講英語，但會講法語，因此，當哈裡曼先生同他們進行會談時，我就可以對他有所幫助。

　　在希臘，經濟問題不是壓倒一切的緊迫問題。緊迫的問題是，得到外國支援的共產黨遊擊隊在全國各地進行襲擊，以及政府為對付這種襲擊所需要的軍事援助。對此，杜魯門先生總是採取非常慷慨的態度，不僅運去了軍事裝備，而且還派了一批美國軍官去援助希臘軍隊，抵禦該國遭到的咄咄逼人的威脅。哈裡曼先生同希臘經濟協調部長斯蒂法諾斯·斯蒂法諾波羅斯先生會談時，我替他當翻譯。會談結束後，斯蒂法諾波羅斯先生約我到離雅典城不遠的普西希霍的彭泰利康飯店去見他，我同意了。

　　當時，我和另一位執行馬歇爾計劃的同事住一個房間，他的名字叫格倫·穆爾豪斯。就在我即將出門應斯蒂法諾波羅斯先生之約，共進午餐之前一刹那，我突然想起一個美國新聞記者在薩洛尼卡被人謀殺的案件，人們發現他的屍體在海灣上漂浮，腦袋後面還有一個子彈穿過的窟窿。於是我就問起一個念頭：這次邀請，也可能是某種圈套。我有一枝手槍，我決定隨身帶著它，這樣，如果我去的話，至少不至於象一隻面對屠刀的綿羊那樣任人擺佈。我在床上把手槍拆卸開來，擦乾淨。然後把它重新裝起來，可是，裝到最後一道工序，也就是把槍管塞進手槍裡邊去時，我想不起來怎麼裝了。因為發現時間不早了，我就越來越著急，拼命想把它安裝好。

　　最後我知道已來不及把它裝好，因為這時響起了敲門聲，一個柔和的聲音說：「我是喬治尤斯·達斯卡拉基斯。我是來接你出去的。」我對同屋的夥伴說：「仔細瞧瞧這個傢伙。我們也許只能從他那裡知道個究竟。」說完這句話，我就把還沒有裝好的手槍塞在枕頭底下。達斯卡拉基斯先生把我帶到樓下，我上了一輛旅行汽車，坐在司機旁邊的座位上。後面坐著兩名士兵，在我們駛出城外進入郊區後，我隨時準備著一支手槍的槍口涼嗖嗖地抵著我的脖頸。但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我走進彭泰利康飯店，同斯蒂法諾波羅斯先生一起喝茶並進行了長談。他的真正意圖是要我使哈裡曼先生理解這樣的事實：希臘是馬歇爾計劃國家中處境最困難的一個國家，事實上戰鬥正在希臘土地上進行，廣大地區被控制在共產黨遊擊隊手裡，因此，形勢比其他國家緊迫。所以，在取得援助方面，希臘應該比其它國家享有更大的優先權，因為其他國家並不存在類似的情況。我離開這個飯店剛幾分鐘，就想起來怎樣裝好那枚手槍的最後一道工序，但已經無濟於事，因為手槍在我房間裡的枕頭底下。

　　當我回到寓所時，穆爾豪斯告訴我，旅店的女僕曾進來整理床鋪，他指著我的床叫她先整理。當時，希臘正實行戒嚴令，照理，誰要是擁有武器，就要判處死刑。這位女僕已經走到我的床邊，正掀開枕頭準備收拾時，看到了手槍，她發出一聲尖叫就飛快地跑了，再也沒有回來收拾床鋪。這件事現在聽起來也許有點可笑，但在當時，情況就是如此，也就是說情況很棘手也很困難，因此，女僕顯得那樣激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哈裡曼先生在希臘逗留期間，總有一批警衛或偵探跟隨著他，所以，當他到機場準備乘飛機離開希臘時，他轉過頭向我小聲說：「借我點錢給巡警。」我斷定他這樣說沒有貶意。這是他想起來形容警務人員的第一個詞。我問：「你要多少？」他哦了一聲說：「不知道，給我五十萬德拉克馬①吧。」這在當時折合美金一百五十元。我必須說，不管是什麼錢，能借給哈裡曼先生五十萬元，我感到莫大的榮幸。後來，他把這筆錢還給了我。

　　【①希臘幣名。——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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