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使命(2)_沃爾特斯

二

　　巴黎這個不夜城，由於沒有原料，又搞不到石油產品，晚上一片漆黑。路燈只開一半，而且光線微弱。所有的商店櫥窗戲劇院大門都不見燈光。但比利時的情況要好得多。有一次，我臨時開車到布魯塞爾去，越過邊界時，我一下就被比利時境內蒙斯鎮上萬家燈火的景象怔住了。我從一家麵包店前面經過時，看到櫥窗裡擺著塗滿奶油的蛋糕，這使我感到十分驚訝。我剛從巴黎來，那裡連麵包都是配給的，奶油是不准用的。我走進去以試探的口氣問一位麵包師傅，櫥窗裡邊的東西是不是配給的。他說不是，我就要了一份奶油蛋糕。蛋糕的味道真好，我又要了一份。那位比利時師傅面帶譏諷的表情看著我，並對我說：「你剛從法國來？」我說是的，我以為他不過問問我剛從什麼地方來。我忘了長期以來，比利時人一直是許多法國人開玩笑的嘲弄對象，玩笑的內容不外是比利時人怎樣愚蠢，又是多麼土氣。所以當我回答說剛從法國來時，他就露出得意的神情對我說：「比利時有點不一樣了吧？」

　　我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那天晚上我到布魯塞爾已是深夜，使我吃驚的是，布魯塞爾全城燈火通亮。人們到處都在辛勤地勞動和進行恢復工作，比利時似乎正在帶頭使歐洲跳出戰後的泥坑。我發現，在比利時，不論是食品還是肥皂，或者其他我在巴黎已習慣於用配給券購買的任何東西，都不是配給的。必須承認，在陰霾和黑暗籠罩下的歐洲，我發現比利時與歐洲各國截然不同，它是一座繁榮興旺、一切正常並受人歡迎的孤島。後來它成了歐洲共同市場的所在地和歐洲大陸的心臟。

　　現在，事隔多年以後，許多人都已經忘記，一九四八年是一種什麼局面。他們忘記了我們當時從事了一項史無前例的事業，那就是資助我們的競爭對象，使他們復原以後再同我們競爭。馬歇爾計劃開始執行才短短幾年，歐洲的工業機器重新轉動了。在舊世界被戰爭摧毀了的國家面前，呈現出一派繁榮興旺和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新氣象。無論是我們的盟國還是我們的敵國，都在各個方面得到了我們的援助，這種援助的規模是人類歷史有文字記載以來決無先例的。

　　人的記憶是短暫的，但是作為一個當事者，我不能忘記，為了歐洲的自由和繁榮，我們曾不惜犧牲，並付出代價，首先在戰爭年代獻出了我們的人，接著，在和平時期又拿出了我們的財富。雖然我說許多人已經把這一切都忘記了，但並不是到處如此。事實上，有些地方的人理解並感激我們。但不少人認為，整個復興計劃只是美國推銷商品的一種巧妙辦法。如果說大眾牌汽車廠、菲亞特汽車廠、雷諾汽車廠都能很快恢復生產大批車輛，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援助了他們，為他們提供了重新進行生產所必需的機床和設備，而這些東西當時在歐洲是搞不到的。

　　在荷蘭，我在一家麵包店看到一張荷蘭政府關於馬歇爾計劃的招貼畫，上面寫著：「每天吃的麵包有一半是靠馬歇爾計劃的援助烤出來的」。奧地利為旅遊業添置的各種設施，也歸功於馬歇爾計劃。但是總的看來，無論我們怎樣努力，還是難以使一般歐洲人理解我們當時提供援助的規模有多大，以及我們在提供援助時所持的無私精神。不錯，我們曾希望歐洲國家繁榮起來，並從我們美國購買東西，但這不是馬歇爾計劃的主要宗旨。它的主要宗旨是，給予我們在苦難中生活的朋友、盟國和先前的敵人以幫助，從而阻止共產主義乘人之危向前推進。

　　提供援助並不總是那麼容易的。在受援國方面同樣需要作出詳盡的計劃。他們必須向我們提出一個方案，說明他們準備怎樣使用我們將向他們提供的美元。與此同時，他們必須在本國銀行存入一筆價值相等的當地貨幣。在征得我們同意後，這筆款項可以用於他們國內復興和改建項目中不需要使用外匯的部分。總之，這筆錢可以用兩次——一次是以美元從美國或其他地方購買歐洲買不到的設備或原料，另一次是在受援國內部作為當地貨幣使用。每年都要做出詳細的計劃，這對某些小國是很困難的。

　　法國、聯合王國、德國和意大利有能力去做。至於其他國家，則一般不具備關於這方面的專門知識。總之，對許多歐洲小國來說，馬歇爾計劃是一所經濟計劃的學校。這是把歐洲各國聯合起來的一所學校和一次實驗。很多歐洲國家至今還認為，美國反對或曾經反對過歐洲的統一。在那個階段，我們對歐洲的全部援助幾乎只有一個目標，即逐步達到歐洲統一。當時在歐洲，是一個偉人輩出的時代。法國的羅貝爾·舒曼，出生於盧森堡，他曾作為一個德國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服役，後來當了法國總理和外交部長。還有康拉德·阿登納這位大人物，他領導德國從戰敗國的灰燼中掙脫出來，使它在世界文明國家中取得應有的地位。

　　在意大利，有阿爾奇德·德·加斯貝利，他的政治生涯是從當一名奧地利議員開始的，那時他是奧地利帝國意大利少數民族的代表。在一些小國家裡也有若干位大人物，如比利時的保羅·亨利·斯巴克。哈裡曼同這些人物的關係都很密切。哈裡曼善於處理各種問題，為人正直，有能力使美國政府瞭解當時的需要並往往能夠辦成，因而使人們對他充滿信心。這的確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要做的事很多，但也出了不少偉人，並有堅強的意志。

　　我回想起有一次同哈裡曼先生到埃森的情景。一路上，到處都是廢墟，戰爭的破壞這麼嚴重，使我十分吃驚。我們走訪了一家德國人，他們住在地下室。我們同他們進行了簡短的交談，離開那裡後，我對哈裡曼先生說：「你看他們能重建家園嗎？」他說：「能，他們作得到。」我又說：「什麼東西使你這樣肯定呢？」他說：「你看到那個地下室的桌子上放著什麼東西嗎？」我回答說：「我看到桌子上放著一盆花。」哈裡曼先生說：「對！任何一個民族，當他們處在這樣淒慘的境地，還能想到在桌上擺設一些花，就一定能在廢墟上重建家園。」我必須承認，那時我曾認為，即使我能活到很大年紀，也不能看到歐洲的繁榮和重建。但是，不到十年功夫，人們已經很難發現戰爭的痕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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