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26)_學達書庫

二六

　　後人對這段軼事非常感興趣，其實，叔本華所遭遇的一切除了表明他「生不逢時」之外，決無其他意義，更不能絲毫有損於他的偉大的天才，他開創了西方非理性主義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叔本華比黑格爾更加偉大，前者是一位創始人，而後者是一位集大成者，眾所周知，在當時理性主義盛行的時代，叔本華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挑起非理性主義的大旗，始終不改其志，這需要何等的勇氣，何等的魄力，還有何等的「不凡」。西方非理性主義就由此揭開了第一頁。再者，是非自有公論，歷史評價一切或許是最公平的，在叔本華的晚年以及在他死後，其思想才開始為世人認同，才開始發生影響，在今天的我們看來，叔本華的思想絲毫不遜于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等人的思想。

　　天才生不逢時是世上最大的悲劇。叔本華是這些悲劇中的代表作。

　　儘管黑格爾在柏林大學被推崇為普魯士的國家哲學家，但在實際上他和普魯士政府的關係並不是很協調的。

　　在柏林時期，黑格爾的思想已經非常保守，也越發不贊成革命行動，這在黑格爾1821年6月致尼塔麥的信中可以反映出來：「我一方面是個膽小的人，另一方面，又喜歡平靜，每年看到起場暴風雨，真不舒服，儘管我相信一場大雨頂多有幾滴打在我身上。」

　　普魯士政府聘請黑格爾到柏林大學任教，原本是想利用黑格爾來抑制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的激進傾向，可是當普魯士政府不斷加緊鎮壓學生運動，瘋狂逮捕，搜查大學師生時，雖不贊成革命行動的黑格爾卻對他周圍的思想上比較激進的青年大學生深表同情和支持，甚至不惜承擔風險為營救被當局逮捕的青年學生而四處奔走。因此，黑格爾本人後來也成了官方懷疑的對象。普魯士的王太子甚至當面指責黑格爾，說黑格爾的學生甘斯在課堂上宣揚共和主義。

　　黑格爾喜愛音樂，從少年時代起他就喜歡聽音樂會，這一興趣終生未減。

　　有趣的是，歌德的學生、語言學家、出版家帕蒂提到，有一次，莫紮特音樂演奏會結束了，黑格爾以鈍拙的言詞表達自己實在滿意，引得樂隊指揮史萊因後來對帕蒂說：「這一來，我算喜歡這位口吃的哲學家了。」

　　1819年，少年音樂家門德爾松，從外地演出載譽歸來。小門德爾松是著名啟蒙哲學家，猶太人莫澤斯·門德爾松之孫，其父柏林銀行家經常為其舉辦家庭星期日音樂晚會，招待上流社會，文化藝術界人士，黑格爾、大洪堡，梅林姆均為常客。

　　黑格爾在他適意的地方，他的社交總是很樸素而不單調，又很愉快。在柏林，除了門德爾松家之外，瓦恩哈根恩澤、法伊特這幾家都是黑格爾經常出入的，他在那裡接觸學術文化界人士以及一些政要教會人士。在晚會上，黑格爾始終是一個令人喜悅的、歡暢的、健談的客人，人們都感到少不了他，對他始終保持著良好的、愉快的回憶。

　　1820年10月，黑格爾完成《法哲學原理》手稿，這本著作於呈送檢查官一年之後，得以出版于柏林。

　　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認為實行王位繼承法的君主立憲制是所謂最好的國家形式。他對貴族作了重大讓步，另一方面又表達了資產階級的法的觀念，為溫和的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進行辯護。這本書是資產階級向貴族階級妥協的綱領。

　　《法哲學原理》一書出版時，黑格爾給普魯士王國總理大臣寫了一個附函，說明這本書出版的宗旨。

　　附函中，黑格爾說他的著述的宗旨在於：證明哲學是和國家性質所要求的基本原則相和諧的，是同普魯士王國有幸在英明政府與閣下的賢能領導之下，已經取得的和繼續取得的一切成就相和諧的，而我本人作為這個國家的一員，為此感到無上的光榮。

　　阿騰斯坦大臣復函黑格爾，讚賞新著，稱他為「普魯士復興的國家哲學家」。

　　在《法哲學原理》一書序言中，黑格爾對哲學有兩段極為精采的論述：

　　其一為：

　　哲學的任務在於理解存在的東西，因為存在的東西就是理性。就個人來說，每個人都是他那個時代的產兒。哲學也是這樣，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妄想一種哲學可以超過它那個時代，這與妄想個人可以跳出他的時代，跳出羅陀斯島是同樣愚蠢的。

　　如果它的理論確實超越時代，而建設一個如其所應然的世界，那麼這種世界誠然是存在的，但只存在於他的私見之中，私見是一種不結實的要素，在其中人們可以隨便想像任何東西。

　　隨後，黑格爾很幽默地說：

　　這裡就是羅陀斯（《伊索寓言》上說，有一個人自吹在羅陀斯跳得很遠，別人聽了不信，叫他當場表演。），就在這裡跳吧。

　　這裡就有薔薇，就在這裡跳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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