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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其二為:

  哲學作為有關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現實結束其形成過程並完成其自身之後,才會出現。概念所教導的也必然是歷史所顯示的。這就是說,直到現實成熟了,理想的東西才會對實在的東西顯現出來,並在把握了這同一個實在世界的實體之後,才會把它建設成為一個理智王國的形態。當哲學把它的灰色繪成灰色的時候,這一生活形態變老了。把灰色繪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態變得年青,而只能作為認識的對象。密納發的貓頭鷹要等黃昏到來,才會飛起。

  在這段話中的最後一句的意思是,哲學家們必須在現實世界已經經歷了形成過程並且已經成為「實在的東西」之後,才能構思他們的哲學體系,闡發他們的哲學思想。

  這兩段話所共同表達的一個思想就是:哲學不能超越它的時代,同樣,每一個人也不能超越它的時代。

  這反映了黑格爾的很強的歷史邏輯觀,他將個人、思想都放於它們的時代大背景之下,而不是理解為抽象的人及思想。這個思想非常可取。另外,在這兩段話中,後一段話其實是對前一段話的進一步闡述和發揮。

  1820年6月,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的序言中,指名批評了弗裡斯,說他是「自封為哲學家的那批膚淺人物的頭目」、「大擺哲學家架子的淺薄大王」。對此,弗裡斯也反唇相譏,說黑格爾的哲學毒菌不是長在科學的花園裡,而是長在阿諛奉承的糞堆上。到1813年為止,他的哲學先是吹捧法國人,後來為符騰堡王室服務,而今拜倒在坎普茨爵士的皮鞭之下,對於這托庇獄吏的預言家,不值得以科學的嚴肅性為武器,云云。

  1821年,《海德堡年鑒》上刊載了由保盧斯執筆的評論黑格爾法哲學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裡,保盧斯攻擊黑格爾是愚昧無知並且故作高深,是「新瓶裝舊酒」、「炒冷飯」,重複著別人早已說過的觀點,最後特別批駁了黑格爾把合理和現實相等同的觀點,認為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一切經驗中現實的東西都要是合理的了。

  對弗裡斯的譏笑,保盧斯的評論,黑格爾在1821年5月9日致道布的信中這樣寫道:「剛才我聽說,在《海德堡年鑒》上似乎對我的自然法進行了評論,而且是用我現時只在這本雜誌上才看得到的那種蠻不講理。我聽到的只有這麼多,並且很想,儘管您和亨利希並不鼓動我,更多的知道這篇印出來的東西對序言說了些什麼。我從這裡就猜到是我的老同鄉保盧斯對這樣一個既無知又傲慢,用施氏本話來說蠢驢那一樣的小宗派,我以我的序言給予迎頭痛擊。這個小宗派習慣於對一切都指手劃腳,現在有點奇怪,為什麼學術界有人對它不肯賣帳,甚至竟敢公開說出和它相反的話。而這個領域是這個派別特為習於發號施令的地方。他們自以為對此有一種特權,我已經很看到了一些朝向我的難看面孔。至少是板起的面孔。以前他們不能夠把我所說的打成施馬茲派(施馬茲派:

  柏林的法學家提奧多海因利希·施馬茲曾於1815年寫文章攻擊時代精神和愛國團體,認為它們具有革命情緒。施馬茲受到施來馬赫·卡盧斯和大學生聯合會的反擊,引起了一場大辯論。),並且更難於給事情定罪名。」

  在柏林時期,黑格爾仍然忠於自己的哲學的根本原則,並竭力借助於迂腐晦澀的言詞隱藏著和發揮他的哲學的根本原則。黑格爾終生肯定法國革命及其世界歷史意義,並力圖從哲學上論證由法國革命所掀起的歷史新潮流的勢不可擋。1821年出版的《法哲學原理》,可以說是黑格爾哲學著作中最為保守的一部。可是,恰恰就是在這部最為保守的著作中,黑格爾論證了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的合理性及其實現的必然性,從而「宣佈了德國資產階級取得政權的時刻即將到來。」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宣稱:君主立憲制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體。他還在此書中提出了「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

  這一著名命題,以此來論證普魯士封建王國存在的合理性和永恆性。

  「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這一命題,從不同的角度理解,其含義也不相同。

  在當時的普魯士政府看來,這是在為其存在作辯護,宣揚普魯士政府是一合理存在,因為這一命題說,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普魯士政府是一個現實的存在,因此它是合乎理性的,又因「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故普魯士政府能夠存在,其存在有根據——合乎理性。這一命題也引起了黑格爾學派的反對派的猖狂叫囂,他們誤認為黑格爾將合理與現實相等同,如保盧斯。另外這一命題也引起了有激進思想的革命者的不滿,認為黑格爾在替普魯士政府的存在作合理論證。其實在這裡,他們都錯誤地理解了黑格爾在這一命題中所用的「現實的」一詞,所謂「現實的」並非指現實社會中的一切的存在,而是指現實社會中那些有必然性的存在。黑格爾其實將現實社會的存在分為兩類:一為有必然性的存在,這是「現實的」;另一為無必然性或已喪失必然性的存在,這些都是「不現實的」。根據黑格爾的本意,這個命題的意思是指:

  凡事物在一定歷史階段上,如有必然性,則可以存在,並且是現實的;超過了這一歷史階段,這一事物就有可能喪失必然性,則不能存在,如若存在,也是「不現實」的存在,並且遲早是要被另一有必然性的新事物所取代的。

  恩格斯對此作辯證分析,引伸出它的革命意義:

  按照辯證法的觀點,凡是合理的、現實的東西都會失去它的必然性,變成不合理的、不現實的,因此最後得出的結論就是:「凡是現實的,都是要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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