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回到大的氣派

回到大的氣派

　　——英雄的時代要求英雄的表現

　　本文見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日美國《土曜文學評論》，專欄作家多羅色·湯姆生女士（Dorothy Thompson）作。

　　我讀羅素·達文鮑特（Russell Davenport）《我的國》時，自己有一種觀察，從這種觀察想起了許多話。這種觀察就是：五年前達文鮑特不會寫這篇詩，五年前批評家會將它撕成碎片，說是「過甚其辭」，「主於勸教」，「火氣太大」。這種觀察可與事實配合起來看——事實是這篇包羅萬象的長詩一星期銷到兩千本，學生、工人、商人，搶著讀，讀時滿眶眼淚，和我一樣，他的心裡充滿了感謝。（譯者別有一文介紹《我的國》，見《時與潮文藝》三十四年三月號，又楊因翰先生有全譯本，中外出版社印行。）

　　還有些值得觀察的別的事。巴黎解放後開秋季沙龍時，青年巴黎藝人反對皮卡梭（Picasso）的畫，叫著「解釋！解釋！」他們要那位偉大的藝術家解釋的是什麼呢？照我看，在法國困難之後，他自然還該像從前一樣作畫。他的「古尼卡」那幅畫是一變；這位近代的天才企圖在畫布上描出生活的面目的可怕的表現。但是法國民族經過種種劇烈的憂懼，內外生活根本動搖，皮卡梭卻還憑著他在戰前、佔領前的同樣的神秘的智慧回到他們當中，那自然是不夠的。

　　假如我可以在藝術範圍外舉別的例，我要舉我自己。在這一回總統競選中我有過一回演說，據說很驚人；演辭發出五十多萬份，還有要的。在五年前我不能也不會有這番演辭。感動人，並且似乎感動人很深的，不是演辭的前一部分；那一部分只是敘述事實，像律師的節略一般，我只希望那是些合理的，真實的話。但是後一部分卻表現了對於一個厭倦的，負擔過重的人，對於多少厭倦的，負擔過重的民眾的，一種宏深而嚴肅的情感。我「膽敢」——回想起來，真是大膽，雖然我當時並不覺得如此——用那一向稱為「講壇式」的表現，這種表現方式在演說臺上，廣播機前已經廢止了差不多三十年。

　　假如我們將眼光轉到蘇聯，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事情進行著。在列格勒之圍裡，蕭斯塔柯維茲（Shostakovitch）寫出他的《第七交響曲》；這部交響曲從那時以後，成為戰爭藝術最有力的表現之一，不但為了俄國人，並且為了聯合國一切人。但是從如此能夠表現我們時代的這部交響曲，卻看出那傳統的，那情感的，那「偉大的行列」是回來了。

　　早期的共產黨諸領袖曾經企圖將純粹的知識群放在新環境中運用，但是在現時種種進攻、爭鬥、死亡、毀滅、怕人的、驚人的、灼人的經驗中，已證明純粹的知識群簡直不夠用。俄國已經使一般英雄復活了；這中間有許多原是馬克思所詛咒的，有許多原是三十年來全俄青年用的教科書裡所詛咒的。記得在一個俄國學生的日記裡，那學生表示要「向那些老沙皇唾口水」；記得他是從一個故事中讀到那些老沙皇，但是日記出世時，那種故事已經絕跡了。可是現在，教美國急進派擔心的是彼得大帝，伊凡第四，加賽林大帝，都又成了民族英雄了。他們擔心這些人從過去裡復活起來，會引起反動的局面，這個想著也有些道理。從這些英雄的復活，卻又看出人們在渴求偉大，在渴求對於無時限的連續性和歷史命運的意識，沒有這種種，現在的苦難會教人忍受不住的。

　　我隨手舉的這些例子是根本的變化的一些象徵。許多左翼的人會說這些是退步的標誌，但是也怪，那些人民自己的態度正相反，他們一邊努力於「人民的民主」，要使人民廣泛參加我們的社會的經濟的生活的一切方面。同時要求藝術的表現；這種表現原是群眾向來不去領會也不能領會的。實際上藝術從不曾像過去三十年這樣和民眾的生活分家。詩人為別的詩人寫詩，畫家為別的畫家和畫商作畫，民眾的藝術只有大樂曲中零星採用的調子——跟笑劇、電影。

　　奇怪的是最神秘的藝術卻自稱為「革命的」。這種藝術決不是革命的，多半是陰柔的，內轉的，至多是反叛的——而反叛和革命怎麼說也不是一回事。久特羅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從不會寫作一首革命的詩，因為她所寫的都不能鼓動人心——除了神秘性的人，就不能啟發別個。一切革命的藝術不要為藝術的藝術，只要為人生的藝術。急進派所稱為急進的藝術實在是一塊不毛之地，藝術的精華已竭。這種藝術聰明，熟練，訴諸智力，可供裝飾，小巧，是一座象牙塔。它輕視「大行列」；躲避丈夫氣；又害怕又討厭每個大題目——「跳舞的群星，變化的天地，廣大的戰爭，生活，死亡，出生。」它拒絕說「是」是「是」，「否」是「否」。

　　反抗知識分子和「知識階級」——藝術家在內——是我們這時代一件驚人的大事，是法西斯主義主要的一面。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都已戟指大叫。但是他們皆自省一番。群眾恨他們，是恨他們齊根切斷了人的信心。生活艱難而苦楚，死亡更艱難，更苦楚。世界是一座地獄，一些無目、無心、無靈魂的機械人在爆炸中消磨掉家庭，神龕，母親的照像，活孩子的身子。一個青年人，生命像酒一般在他血脈裡歌唱，眼睛卻得小心的死盯住這種攻勢；於是只成了一個側影，一個火焰，再沒有別的，千百萬拉結（Rachel）哭她們死掉的兒子，「憂愁」將石頭壓在千百萬顆心上，不是藝術家，詩人，先知，誰來給我們自己解釋我們的經驗呢？他該告訴一位母親說她的兒子是一些化學物質的很勻稱的化合物嗎？該說宗教是人民的麻醉劑嗎？該說三個青蘋果包含著宇宙嗎？

　　沙龍裡，文學茶會裡的談話，畫院裡專門的指導書，用優越的調子解釋神秘作品的心理分析的意義；心理學家，統計人的種種反應，說這就是「人」；以及佈滿各種的止痛藥——真正人民的麻醉劑——商業化的電影，刺激性的廣播節目，悅耳蕩心的跳舞音樂：——這一切將靈魂埋葬到比炮彈坑更深的深處，這一切告知人類說他的苦難的意義是無意義。

　　一切偉大的藝術都向靈魂說話，都告訴人它的偉大。一切偉大的藝術都是淨化的，安慰人的。這是看不見的人的眼睛，說不出的人的舌頭。歷代對藝術家公認的一句話是：「那是我見到了卻看不出的；那是我覺到了卻說不出的。」惠特曼——「誇大，過火」——論到詩，詩人在美國的作用，道：

　　從別的詩篇擠出來的詩篇會過去的。願望有活力，願望偉大，只能憑著有活力的，偉大的行為。……最能自尊的民族的靈魂，可以和它的詩人們的靈魂遇合在半路上。……詩人身分的證據是，他的國家親愛的吞下他，他也親愛的吞下他的國家。

　　又道：要做最偉大的詩人的人，直接試驗就在今天。假如他不能讓他的當前的時代彌漫了自己，像大洋的潮水一般……假如他不能將他的整個國王——身體和靈魂——吸引向自己，不能拿出無比的愛抱著它的脖子……假如他不能讓他的時代將自己變了形……那麼，教他自己且同著大家走，等著他的發展罷。

　　還有：能以滿足靈魂的是真理。最偉大的詩人細心謹慎，終於能夠應合靈魂的渴望，讓他滿意……靈魂從沒有受騙過一次，它是決不會受騙的。

　　還有：最偉大的詩人從已有的和現有的，造成將有的境界。他將死人從棺材里拉出，使他們重新站起來……他對過去說，起來，在我面前走，讓我認識你。他學會這一課。他將自己安排在過去變成現在的地位上。

　　這篇論文的全部應該重讀——《草葉集》一八五七年版《導言》，——才能明白真正革命的藝術的本性。這種藝術是生活的革命，並非自身的革命。

　　這個藝術不讓自己從生活或民眾退卻，卻通過他們使自身堅強起來。它不從高而下將它所以為他們要的東西給他們，也不為了他們而降低身分，只用它所能夠駕禦的最高貴的語言向他們說話；好像在說，我心裡有偉大，我在你們面前要見出那偉大，因為我在你們之中，尊敬你們。

　　在一切時代，除非群眾被糖衣止痛劑極端腐化，「大行列」總能吸引群眾的。一個民族的藝術是在中古時代極盛期教堂的牆壁上，石頭上，這種藝術發揚上帝的，和依於上帝的人類的光輝，而得到感謝、尊敬、愛與畏。它描寫人民，照著他們的樣子，可以昇華了一些性質到高處去，到頂上去；這一些是超乎經驗的——他們可以成就這一些。「大行列」總鼓舞人們的熱望。

　　在「英國最黑暗的時候」，邱吉爾的許多演說辭重新抓住了那響亮的行列；詹姆士國王聖經譯本的節奏，英國最偉大的時代的氣味，是回來了。英雄時代要求英雄的表現。

　　到處人民渴求知道他們是靠什麼活著，他們無論怎樣不自覺，也總在切望將來的憧憬的出現。羅斯福總統在波士頓演說時，那演辭充滿了犀利的，機智的語句；廣大的人群聚在露天裡，笑著，隨時欣賞著。但是到了末一段，他變了調子，用清朗的熱忱論到美國的過去和將來。他說：

　　和平，跟戰爭一樣，得有一種同志的精神，事業的精神，不自私的精神，得有一個不可克服的勝利意志。

　　我們在這個國家裡，多少世代以來，對荒野戰爭，對山河戰爭，對水旱戰爭，對壓迫與不寬容戰爭，對貧窮對疾病戰爭。……

　　我說我們為了美國，為了文明，這種仗得打下去，規模得大，要使這一回抵抗暴政抵抗反動的戰爭不是白費的，種種困難，種種失望，也許阻礙進步的輪子，我們得打過去。……

　　我說我們得進行一種和平，這種和平要能夠吸引那些最高的人，最能幹的人，最有思想的人。

　　那是我對全面勝利的意義的概念。……那概念是根據一種信心——對於美國的無限的運命不可征服的精神的信心。

　　一位在場的人告訴我，這番話是整個的信心的證據，是在和平中進行的為了文明的大戰的圖影，當時民眾都聽得迷住了，默默的站著，仰面看看總統，欣悅的注意著，末了一陣掌聲像吼一般。為什麼？因為當時總統給他們說了他們所需要聽的話——三十年玩世主義，四年最可怕的戰爭，將他們的生活炸得只剩下些精神的真空，他們需要些東西將這真空填起來，總統的話正是他們所需要的。總統這回不用爐邊播講或報告的方式，而用大的氣派說話，說給那活生生的男女一群人；他們彼此夠得著，彼此在不知不覺中摸索著，他們向他摸索著，摸索著安慰與扶持。

　　這時代，我們在其中出了這麼多汗、這麼多血、這麼多眼淚來作戰——這時代不是變成驚人而美麗的偉大，就會變成驚人而陰森的幻滅。這時代會產生些詩人和藝術家，他們拿出無比的愛抱著他的脖子，要不然就會產生倒黴的另一代人，喪氣的、玩世的人。時代對於能幹人，天才，和能夠再造時勢的人的挑戰，從來沒有這樣利害過。這時代它的身量和面積，帶著它的一切憂懼，要求藝術家表現；這些藝術家要能夠用飽滿而有訓練的情感，將時代的種種放到懷抱裡去。「懦怯的人一定會過去的。將來保證詩人、歡迎詩人的，不是智力了……精練，躲閃，文雅，那一套都消沉了，沒有人記得了。這民族只有向著跟它自己一樣好的去處走，向著它自己兩相像的去處去，才能走到那半路上去。」

　　美國會在藝術的一切形式裡來一個再生時代，要不然就證明她的那些藝術家和知識分子毫無價值可言。

　　那麼，叫他們小心罷。

　　因為詩人和藝術家如已證明無價值，證明不瞭解這民族的靈魂的情形，他們便由於一種不自覺的賣國意識，毀滅了自己，而他們的毀滅對於這民族是一種威脅——他本身也會毀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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