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靈魂工程師

靈魂工程師

　　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的美國《時代週刊》上有莫斯科通訊員赫賽一篇電訊，敘述本年蘇聯的寫作和出版情形，現在譯在這裡。

　　俄國文字還在參戰。雖在勝利的前夕，俄國還是寫一個字得當一件武器用；每個句子都得幫助打倒希特拉，幫助建設一個共產黨的俄國，使像這回的戰爭不會再有。

　　高爾基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是名句。在俄國作戰時，這句話非常真確。俄國作家從來沒有過這麼多的讀眾，這麼快的影響，這麼大的責任。勃利斯特來曾說近代俄國作品是「世界的良心」，也許說得過分；但這些作品確是俄國的良心無疑。

　　美國人要估量這些作品的價值，用平常的種種文學批評標準是不夠的，要緊的是戰事。像一個作家說的「沒有文學批評總比沒有勝利好些」。唯一合式的試驗是看作家們完成了他們的目的沒有。照作家協會的主席說，他們第一個目的是「敘述戰爭的真相」，第二是「探求蘇聯人的心魂」。

　　國營印刷事業蘇聯有無數印刷廠，最重要的是國營印刷廠組合。這個組合在莫斯科與列格勒有七個廠，在十六個共和國裡各有一個廠。

　　這個組合是一個宏大而自給的工業，印刷小說、詩集、譯本、小冊子、傳單以及政治、音樂、藝術、科學、農業的書。這個組合統制著墨印和彩印事業。莫斯科的模範印刷所有二千個工人，列格勒的印刷廠每年出品相當於戰前的二億四千萬頁書。像這樣大的印刷廠，這個組合裡共有十四所。還有書店、書攤、珍本書店三千多所，遍佈俄國各處。這個組合對於作家們是一個勢力，因為不經國營印刷廠的經理簽字，不能出書。

　　讀眾這兒對於讀物的需求確是非常之大，將來國營各印刷廠也許還不能滿足這種需求。政府一貫的舉行著「消除文盲」運動，收效極巨；一般人對於文學的胃口之大，在美國是難以想像的。

　　公開市場裡買書極難，所有初版重版書四分之三直接送到各圖書館，供眾閱覽。大批軍事政治領袖、作家、醫生、科學家、工程師，按月得到新書預告；這些人有權力標出自己所要的書，他們每月能夠買到一千盧布的書。選剩買剩的才到公開市場，幾點鐘也就賣光了。一本小說平均十個盧布，按官價合美金二元。

　　需求既然如此之大，差不多每本印出的書都能風行成為暢銷書。所以各國營印刷廠決定每一版書印若干本，差不多可以隨意。決定的根據不在可以銷多少本，而在書的重要與有用的程度。

　　斯大林批評作家將書付印之前，必須經過自我批評和外人批評，這對於他的天才是個很好的試驗。他首先得跟國營印刷廠的編輯討論他的作品，那編輯或贊成或不贊成。其次便是將作品全部或一部讀給朋友們聽，他們常會不客氣的批評。又常常發表幾章在雜誌上，也可讓人批評。還可在作家協會開會時站起來讀幾段，聽人家的討論。

　　這部書稿然後送到黨中央委員會所屬的中央文化印刷事業管理處。這機關事實上指導著一切文化的與意識形態的寫作。斯大林說道：「印刷的文字是共產黨最銳利，最有力的武器。」書籍經過審查，再送回印刷廠，編輯簽了字，才付印。

　　這個程序有時還得加一項目。斯大林對於文學的興趣是很濃的。夜半後，作家也許得到他的電話，他祝賀作家的書，有時還精到的建議。有個女作家安那·安東諾夫斯卡耶寫了一本小說，叫做《偉大的摩拉威》，是關於斯大林的出生地喬治亞的，這書稿讓印刷廠擱置下來；後來斯大林打電話給她，向她說書寫得很好，並且補充了一些關於喬治亞的材料，這才付印。

　　戰時真象俄國作家說真話嗎？前晚上我聽到康士坦丁·西蒙諾夫公開表示蘇維埃作家對於真象的態度。西蒙諾夫二十九歲，得名極盛，是詩人、小說家、創作家、電影劇本作家、新聞記者、小冊子作家。他說：「流行的意見說人在戰爭中寫作關於那戰爭的小說或書，總不能充分客觀。」這種意見也對，也不對。

　　無疑的，在這戰時，作家要寫德國人，總只當他們是燒毀我們家屋殺戮我們親丁的敵人。在大的更永久的意義裡，這樣辦有時也許是不客觀的。但這種不客觀卻與真象並不衝突。德國人沒有燒我們的城市嗎？沒有殺我們的婦孺嗎？沒有絞死我們的人槍斃我們的人嗎？在這戰時，作家想寫這些，只寫這些，難道不對嗎？

　　寫蘇維埃軍隊和俄國人民時，道理也一樣。在這戰時，愛國的作家總看到人民的堅忍、英勇、不怕死，而情動於中，也是十分自然的。人民心裡不用說還有別種感情，如想家，臨危而懼，還有身體疲勞，頹喪的思想；愛國的作家卻不大願意留心這些。

　　憎恨的日子估量現行俄國文學的價值，還得記住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每個俄國作家都參加真正意義的戰爭。俄國作家曾經出入戰爭，我們「作家戰事會議」的論客，我們「戰事新聞處」的戰士，甚至我們大部分的戰事通訊員（莫斯科的通訊員當然在內），是遠不如的。這些俄國作家不僅是通訊員，還有詩人，最溫柔的抒情詩的作者，歷史家——諸色人等。

　　從一九一四年那些可怕的逆轉的月份，直到莫斯科打了勝仗這一段兒，在蘇維埃寫作上留下極深的印記。在那些月份裡，作家們渾身勇氣，滿腔決心，這種勇氣與決心到底將希特拉打了回去，也發展了他們筋力的、嚴刻的、神秘的、多用形容詞的作風。這種作風，他們在這些好轉的得勝的日子裡還運用著。那些壞日子就是西蒙諾夫寫「等著我」——一個兵對他的妻的話——的時候。

　　等著我，堅決的等著，
　　就是他們都說我死了；
　　千萬也別絕望，別相信。只等著我。

　　最重要的，那些日子是產生憎恨的日子。像作家協會的尼古拉·梯克漢諾夫說的：「對於德國人的憎恨在這殘酷的戰爭進行中成長——這是一種嚴重的憎恨，無分別的憎恨，還在鼓動紅軍和蘇維埃人民向前進的憎恨。」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密凱爾·修羅科夫在報上發表過一篇可怕的小說，叫做《憎恨的學校》，是憎恨宣傳的最高峰。在這故事裡，伊利亞·愛倫堡成了一個大聲疾呼的天才。俄國人民還感到那種憎恨，他們更怕英美人對於德國人會心軟。作家們也還感到這憎恨，並且還表現這憎恨。

　　有了這些情形才有了那種文學作風，用一個俄國字，就叫做「阿激他」作風，就是激動人民使他們做去。

　　作家們照我的意見，有一個人超出這種情形，隔開這些情形。他是密凱爾·修羅科夫，最近于俄國偉大傳統中的天才人物。這位《靜靜的頓河》和《翻起的泥土》的著者，老住在他的本鄉維孫斯卡耶村裡寫作。他不到莫斯科來花費作家們的大量版稅，而收穫種種榮譽。他不肯做作家協會會長，因為他太忙——寫作。他不顧檢查制度，只照他所見以為真象的寫作。現在他正在修改他的新作小說，《他為他們的國家而戰》。修羅科夫用間接的方法造成他的英勇的效果。鋪張或重複愛國的套語，他覺得是不必要的。我看他寫的士兵似乎是真象。他說：「戰時一個人有多少需要呢？比平常不容易死些，有休息，睡得好，吃得夠，有家信，有閒工夫找朋友們抽抽煙；有了這些，一個士兵的幸福就很快的成熟了。」

　　另一個地位高的散文作家是阿裡舍·托爾斯泰。他無疑的是一個出色的作家，並且是一個精美的風格家。但所寫的多半是相當遠的過去時代，他不曾將自己和這回戰爭打成一片。現在少數青年作家有些不喜歡他，因為他的浮誇和氣派；他是有點兒怪，例如將稿紙放在一張齊胸高，斜面像演講桌的桌子上，站著寫作。

　　最精美的詩人似乎是巴夫爾·安達科斯基，他新近完成一篇詩叫做《兒子》。這是古代的傷痛的作風——好像一個詩人曾經為了吟哦悼戰場死士的歌並呼籲復仇而跟著軍隊前進，好像是他寫下了這篇詩。安達科斯基自己的兒子是個為國而死的戰士，《兒子》是為他作的。

　　這三位以下的作家們，看來就都差不多。他們是些「阿激他」的作家，——是些記者藝人。其中最好的一個，是康士坦丁·西蒙諾夫，也是最典型的一個。最有發展的似乎是波利斯·加巴托夫，打破記錄的暢銷書《不屈服的人》的著者，他很顯然受了漢明威的翻譯和郭果爾的影響。

　　將來至於俄國文學的將來，前晚上我聽到佛斯夫洛德·維斯耐夫斯基提出的一些清楚的步驟。他是一個出色的劇作家，海軍軍官，寫的東西多半關於波羅的海和列格勒的防衛。他是Snamya雜誌的編輯，代表那雜誌說話，推而廣之，也代表所有俄國作家說話。他說俄國的戰後寫作要：一、從黨員、士兵、水手、官員、工人，搜集關於這回戰爭的真象；二、光大俄國英勇的傳統；三、發揚斯拉夫主義；德國這敵人已經兩次侵略俄國，得注意教他再不會分開斯拉夫人；四、記住德國人的獸行，如他們在立第斯和梅丹奈克所做的；五、充分表現人的榮譽、良心，靈魂；六、喚起俄國人新的創造的努力，鼓舞他們將在戰爭中所表現的英勇精神移到和平時代的事業上；七、儘量研究英美，他們在戰爭中的助力是不會忘記的。

　　他說：「我們要老實說，說得清楚，有銳利的詞鋒，盼望我們的英美同仁也用同樣的語言，同樣的精神對我們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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