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日本語的面目

日本語的面目

　　這裡是四篇論文的提要。原文都見於日本山本三生等編纂的《日本文學講座》第十六冊《國語文法篇》，中華民國二十四年（昭和十年）出版。

　　一　保科孝一《日本語的特質》（一至三四面）

　　本文分十節：一論語言起源於擬聲，二論日本語是關節語，三論助動詞及助詞的發達，四論語序，五論日本語是多節語及疊字對句等，六論敬語，七論省略法的發達，八論口語文言的關係，九論方言的發達，十論語音的連想作用。文中重要的依據，似乎是Aston的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Japanese and Korean Languages（1879）與Chamberlain關於日本語及蝦夷語的比較研究（四節），可見日本人對於他們自己的語言還沒有研究成績可言。文中所論日本語的特質，或可幫助我們批評日本語，或可幫助我們研究本國語，現在摘述一二。

　　先說語序。日本語的句子，主詞居首位；直說法以動詞或形容詞結尾，動詞賓詞在動詞之前；疑問句則有疑問助詞，常在動詞或形容詞之後。Aston說這種語序對於發表論理的思想是否有利，是個問題。怎麼說呢？因為判斷事物時最重要的成分放在句子的最後，那判斷就不能早確定，到了最後還可以變更。如說「私ハ增稅案ニ贊成致シマ」句子到此，贊否是不確定的；最後加上「ス」或「セン」，那說話人的意思才確定了。又疑問助詞「力」照例放在句子最後；要是對於上引的一句發生疑問，便得說，「アナタハ增稅案二贊成致シマス力，致シマセン力」（你對增稅案贊成呢？反對呢？）這些表示肯定、否定、或疑問、禁止的意思的最重要的成分，都在句子的最後，未免不明確，同時像是意志浮動，到最後還不確定的樣子。如中國話那樣按著主詞、述詞、賓詞的順序，恐怕不成。日本人對於席間演說等本領很差，老用「不過呢」、「那麼」、「就是」等插進語句中間；這些話什麼用處也沒有，只不過填空子罷了。這在歐美人大概不會有的。日本人的不能持論，正是日本語語序的結果罷（一〇至一一面）。這裡所說疑問助詞在句末，與中國語是相同的。

　　次說人格化。Aston說日本人與朝鮮人想像力大不發達，語言缺乏人格化。有知之物與無知之物，神與萬有，精神與物象，個人與眾人，自己與他人的區別，都很缺乏明瞭。兩國語言都沒有文法上的性別，即人稱代名詞和形容詞都是不分性別的。動詞也不分人稱。阿利安語藉人代名詞以表示這種動詞的區分；日本語與朝鮮語雖有男性代名詞及女性代名詞，但都不明示動詞的人稱。因此兩國語言裡主語與動詞連接的力量是極薄弱的。又因動詞缺乏人稱，真的被動語氣不發達。朝鮮語簡直沒有被動語氣。日本語裡也不十分發達，被動可用以表示可能及敬語；這種用法在阿利安語少得很。人稱觀念的不發達，從人代名詞也可見。

　　人代名詞多用不指示人稱的詞。如自稱用「ソレガシ」（某），對稱用「君」、「旦那」（大人），他稱用「彼方」，便是一例。就將這些詞兒算入，文章中用代名詞的地方還是很少；純粹的日本文，三面中只有人代名詞六個罷了。如譯成英文，便非一百個不可。朝鮮語裡代名詞也不多用。因而兩國語言裡數的觀念，比阿利安語不發達的多。例如兩國語言裡沒有雙數dual number，動詞形容詞也沒有可以表現複數的形式，名詞的位也與數無關，都可見。這也是主語與動詞關係不嚴密的一個原因。兩國語言的名詞沒有單複的區別，只在代名詞裡多少有一些（一三至一四面）。Chamberlain說：「日本敬語極豐富，敬語可代替人代名詞，又可代替表示人物的動詞活用」（一四面）。這當也是人稱觀念不發達的一大原因。日本的代名詞很不少，有些是本國的，有些是漢語裡傳去的，但省而不用的時候多。保科孝一卻說：「日本是離開大陸的島國，不怕外國侵略，島內生活極為平和愉快，『所有』觀念不大發達，大概代名詞便因此粗疏起來了。」（二三至二四面）

　　次論省略。只省略主語一點，與阿利安語不同。「因為有敬語表示人稱關係，省了代名詞不怕誤解。平安朝假名文學，照例在開端一度表出主語，以下便一概省略。《源氏雨夜的品定》裡，主語也大抵省略。這因事實的內容與敬語的關係，瞭解主語所表示的人格，並無何種困難；將它省去，文章倒簡潔些，修辭的價值也增大些。」（二五至二六面）

　　次論口語與文言。德川時代的學者，以為文言崩壞，變為口語。如文言上二段、下二段的動詞崩壞了，便成口語裡的上一段、下一段了。著者說文言體自然崩壞的事是沒有的；倒是口語有了變化，文言是要受影響的。以本例而論，古代口語的上二段、下二段的動詞變成了現在的上一段、下一段動詞。這種變化發生於口語之後，文言也會用上一段、下一段活用的。音便也如此。先發生於日常談話，到了普及於一般口語的時候，自然就影響到文言了。例如Kisaki-Kisai，-Okini-Oini，imijiku-imijiu，Sukikaki-Suigai，K音的脫落是發生於口語的一個音便的現象。這個現象普及於一般口語的時候，自然便影響到文言；文言便也漸漸將這個變化行開了（三〇面）。

　　次論音節。日本雖有單音字，但是少數，大部分是二音以上的。日本單語構造與中國語斯拉夫語之子音多於母音者不同，而與意大利語之多含母音者相似。音節構造雖然簡單，可是說話及歌謠舒長而不急促。著者竟然說：「用這樣語言的日本民族的氣質，自然平靜明朗的。」（一六面）又疊語與對句也是日本語的特徵（一六至一八面），與中國語相同。

　　二　小林好日《日語文章論》（一〇九至一二六面）

　　本文誠如著者自論，是個未成品；其原因在硬用西洋理論及文法範疇來講日本語句的結構，而一面自己也不信其合式，所以便不免浮光掠影的毛病。但文中也有幾處值得注意的。

　　第一判斷句與非判斷句。如「雪ハ白ィ」（雪是白的），整個兒是論理的判斷；「雪ハ」是判斷的主題，「白ィ」是敘述語。表現判斷時，總用助詞ハ字的。這叫做「對極關係」。像「強的國家」或「紙及墨」、「筆、墨、紙」那樣從屬關係或同位關係的連語，叫做「同極關係」（一一一面）。但「子供ガ雞二食耳ヲヤッティル」（孩子拿食物給雞）一類句子，卻不算「對極關係」，因為這只是知覺作用，而不是判斷作用。這裡只有直觀。直觀雖也可作判斷的對象，但須將句子變為論理判斷的形式，如說「目前，光景ハ」（目前的情形是）云云，這一來判斷的對象便清楚了。在本例裡，「子供ガ」、「食耳ヲ」等是動詞「ヤッティル」的主體及客體（賓語），是從屬動詞的補充成分。動詞所說明的概念，只是他的主體（目的、標準）的事物的屬性概念。所以在這種句子裡，主詞是從屬述語的；那麼，整句便是同極關係了（一一二至一一三面）。

　　第二語序。語中成分有四：主語，述語，賓語，修飾語。定他們的關係的，一是語序，一是助詞。如John struckJames與James struck John兩句中，主賓語的區別，靠語序。但在日本語，像「太郎ハ次郎ヲ打ッタ」與「太郎ヲ次郎ガ打ッタ」兩句，就靠助詞顯示這種區別了。又如中國語那樣的孤立語，表示句中各成分的關係，語序是特別重要的。可以說不研究語序就無文法可言。所以中國語稱為序列語。「大破敵兵」、「敵兵大破」二句，便只是靠語序區別主語與賓語的。在日本語「敵兵ヲ大ィ二破レ夕」、「敵兵ガ大二破ッタ」，用ガ與ヲ便將主賓關係顯明了。日本語裡，助詞表示句中各成分關係，其重要由此可見（一一六至一一七面）。

　　第三單語的構成。在語句中，單語構成連語，單語連語構成句。看起來好像先有單語，次有連語，最後才有句。其實不然，從發生上說，先有句，次有連語，最後才有單語，這從幼兒的語言可以想見。幼兒的語言不是單語的連結而是聲音的連語，如「バうバうバう」是。這種聲音是作為句子而結合，以顯示全體表像的。這樣作為句子發表的聲音結合，幾個湊起來，便又成了新的統一體；而原來的一句成為他的部分。既成了新句子的部分，就不得不縮短變形。何以呢？因為句子不單是聲音與聲音的結合，而是聲音群的統一，他是與意識內容的統一融合之事實相應的外形統一，他便是這種聲音結合。那麼，句子作了別的句子的部分時，便成了連語了。而這新句子又與別的句子結合而變成連語，更要縮短變形一回。如此縮來縮去，變來變去，結果便成了單語。這些單語的連結和連語的連結，伴著語言的發達，習用的結果，便成了定形，少有刺戟，立即會再現於意識之中（一一九至一二〇面）。

　　第四和文脈。和文脈是用連語，連鎖的延而不斷的構成法；句子短，句法簡潔，便是漢文脈了。現在人受了歐文的影響，多用短句，但還不能完全避免連鎖式而不用。這可以說是日本文章構成法的一種特徵（一二五面）。但勝本清一郎在《東京日日新聞》發表的《日本文學的基礎》一文中，卻否定這種特徵，以為像穀崎潤一郎的《春琴抄蘆刈》等只是風靡歐洲的Rocoso趣味的影響（一二六面）。

　　第五文法。著者以為「要作日本語文法，當先看日本人的思想如何表現到句子裡，這又非得先歸納的研究事實不可。須廣搜從古至今各時代的各種語言資料，將句的組成以歷史的眼光考察之。立足於如此的歸納的歷史的研究之上，日本語的文法才能建立起來。在這個意味上，像松下大三郎的《標準日本文法》是有可注目的價值的。」（一二六面）

　　三　吉澤義則《平假名的研究》（一八五至一九五面）

　　抄本上寫ィんハ歌用的一種字體，叫做「平假名」。自古相傳為空海所作，但無確據。這傳說始見於大江匡房的《江談》：

　　天仁二年八月，日向小一條亭言談之次，問日假字手本者，何時始起乎？又何人所作哉？答云：弘法大師禦作。

　　云云。就古代平假名的形狀和文字的性質想，此說不可信。新井君美創自然發達說，伴信友祖述之，著者是贊同的（一八五至一八六面）。

　　平假名之稱始于江戶時代，古稱「女文字」或「女手」。《土佐日記》中只有男文字的名稱，是指漢字的；想來也該有女文字的名稱以指平假名。參看《宇津保物語》以下的用例，此意很可信。著者反對空海說，從「女文字」或「女手」的名稱想，以為平假名是女子作的（一八六面）。

　　《萬葉集》時代已過，《古今集》時代未來，這其間是日本文學的黑暗時代。詩文隆盛，壓倒和歌。這時代文藝清清楚楚分為男性的和女性的。男性文藝用漢語表現，非用漢字寫不成；女性的以日本語表現，寫假名（一八六面）。這種分野起因於當時的男女教育法。男子教育以漢學為首。《九條殿遺誡》有云：「凡成長頗知物情之時，朝讀書卷，次學手跡，其後許諸遊戲」。女子教育，上流社會只學學彈琴與和歌，中流社會則學染織裁縫等作主婦的必要的知識技能，由《枕草子》及《源氏物語》《帚木卷》《雨夜的品定》知之。女子和漢字是無緣的。而且當時還有一種迷信，說女子讀了真字（漢字）書，會被人制住（？），見《紫式部日記》（一八七面）。

　　這時候女子就是有漢學的知識，也不能表現出來。她們只專心於和歌，潛思於假名的日本語裡。和歌對於當時女子，與其說是趣味的文學，不如說是生活上不可缺的文學。寫和歌便非用假名不可。所謂男女的分野不獨純文藝如此，所有筆劄，無不判然劃分。日記與書簡都是這般。女子習於這類文字，漸漸便制出平假名來——不用說，這並不是意識的計劃。她們常用假名，有時任其才氣，信筆揮灑作草，為求簡單，隨意省筆。而因不知漢學，不受漢字掣肘，得以大膽自由。雖是大膽自由，但在受過完全的趣味教養的女子的手裡，常教趣味性引著走，這便成了優豔的「女手」（一八九面）。

　　「王朝時代」人分假名為五種，見《宇津保物語》。一、「男手」，本用來稱漢字（？），後來借稱假名的一體所謂「萬葉假名」的。這是一字一字離開寫的，與連續書者異。二、「非男非女體」，即草假名，通稱為「草」，是借用漢字草書之名。（「草」又為假名的總稱，對漢字而言。）著名的《秋荻帖》就是這種字。三、「女手」（「女手」也可作為對漢字的假名的總稱）。四、「カタカナ」（片假名）。五、「葦手」（一種草書），文中無說，不詳。「女手」是假名中之極草者，文字的姿態與筆致都不十分清晰，必是連續書的和歌書簡之類，這從「女手」的本質使然（一九一至一九二面）。

　　四　春日政治《片假名的研究》（一九七至二〇六面）

　　片假名作者問題，「南北朝」人明魏法師（藤原長親）《倭片假字反切義解》序首言之：

　　風聞太古之代，未有漢字，君臣百姓老少口口相傳（原注：中略）。而凡國家用文字有真字，有假字（原注：中略）。至於天平勝寶年中，右丞相吉備真備公，取所通用於我邦字四十五字，省偏旁點畫作假字。

　　並且說：

　　是故豎列五字橫列十字，加入同音五字為五十字（原注：中略）。世俗傳稱之雲吉備大臣倭片假字反切矣，有其口訣矣。

　　那麼，連五十音圖也成于吉備真備之手了。但片假名不出於一手創于一時是顯然的。而五十音圖片假名用得多了（古代書寫有用真假名的，但用草假名的不常有）以後，將片假名字母綜合而成，不會與片假名同時創作。相信片假名是一人一時所作的人，容易相信兩者成於同時；又因整理音韻非如真備那樣有學識的人不辦，因而真備便成了創片假名的人了（一九七至一九八面）。又有白蛾，補注新井白石的《同文通考》，據《以呂波聲母傳》更說五十音法是唐王化玄傳給真備的。

　　近世這種俗傳漸漸站不住。契沖的《和字正濫鈔》說真備說無證據，說片假名與平假名都是弘法大師作的，釋文雄《和字大觀鈔》對於異體的假名懷疑；他說吉備公是折衷前人所作片假字，集其大成，所以在書中尚有少許異體的假名殘留著。伴信友對於假名的研究，最為深廣，著有《假名本末》，也懷疑異體的假名，但仍拘於舊說；他以為那些異體是舊體用熟了以後重制的。以上這些人對於異體假名那樣貴重的資料，都沒有能多多試用歷史眼光比較觀察一下（一九八至一九九面）。到了明治時代，《文藝類纂》的作者木神原芳野在同書的《字志》裡說：

　　片假名原為省文略寫，去偏旁以便用。而存於古代書跡中者，其省略初無定法，愈古愈然。是不出於一手而成其體者；其始自何時，不能詳也。

　　這也懷疑異體，但否定了真備說，年代的考察，漸已萌芽，比文雄的承認異體的存在是更進一步了（二〇〇面）。

　　享和二年平澤元愷的門下生某拿元愷的《謨微字說》，求村田春海校正。春海因著《字說辨誤》。書中「片假字」一條駁元愷「省文無用全書者」說云：

　　如此書說，片假字皆省文而無全字，但契沖將「千」「子」「井」等字當作全字；省文雖多，也夾著全字的。這種全字大概也得叫做片假字，是一定的。片假字原為讀書旁訓而設，筆劃少，書寫便利；那麼，省筆少的全字自然也可用。雖然全字罕見，但立省文為定則是不成的。

　　「片假字原為讀書旁訓而設」以下的話極中肯，從前無人說過，真是卓見。山崎美成的《文教溫故》也說：

　　就古書之訓點（注音並記讀法）及點圈中殘存之古體片假名而論，曩者旁記字訓，以真書點畫繁多，遂加省減，此即片假名起源矣。（二〇一面）

　　假定片假名發生於「訓點」，想著若就這種「訓點假名」加以年代的考察，則片假名的起源發達得明，因而從事研究的，卻是大矢透博士的事業。他著有《假名源流考》、《周代古音考》、《音圖及手習詞歌考》、《韻鏡考》等。關於片假名研究，明治四十二年刊行的《假名遺及假名字體沿革史料》是他的名著。該書于平安初期至近世初頭的片假名字體沿革，開始與吾人以相當鮮明的概念，並指示各時代片假名字體的標準。但「訓點」最初期的資料，即可見片假名發生之始的資料，諸書中尚無之。不過博士繼續孜孜的搜集古資料，後來又公佈了兩三種史料，作為續篇。這些都是從奈良正倉院，「聖語藏」的禦藏經搜得的；其中已經有可以窺知片假名起源的好材料了。博士本計劃寫一本《假名字體沿革考》，可惜沒有成書。但他關於片假名發達的調查，可以說是近乎完成了（二〇三面）。

　　見於正倉院「聖語藏」的「點本」，以施于神護景雲二年禦願經一類，《持人菩薩經》、《羅摩伽經》及唐寫《阿毗達摩雜集論》等的「古點」為主要材料。其中景雲願經一類似乎是最古的施點，這些古點本共同的特徵是，假名的字體常以真假名（漢字）為本位，略體假名極少。與稍後的假名字體比較，知此種情形屬片假名發達的極初期。這種事實表示「訓點」的假名是從記入真假名起始的。論到記入假名的方法，字形大，是特徵。有些（如《持人菩薩經》）只以大字將助詞嵌入本文中。而將助詞嵌入本文中，並將實詞的音訓記於欄外的也很多。本文中避免記入假名，是因為漢字小了書寫困難；要將漢字記注在行間而不點汙本文，是很難的。那麼，要是多將假名記入行間，字形就得小，因而便有了省文假名增加的情形，如《羅摩伽經點》便是的（二〇四至二〇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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