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中國文學與用語

中國文學與用語

　　去年周作人氏來東時，說起中國現代白話文學正在過渡期，用語猥雜生硬，缺乏洗煉，所以像詩與戲劇等需要精妙語言的文學，目下佳作甚少，發展的只有小說罷了。獲原朔太郎氏響應周氏之說，以為日本文壇現狀也是如此，因言語猥雜而欠調整，乏藝術味，於是詩與戲劇的佳作就不可得了。原來是言語造詩人，並非詩人造言語啊！（《純正詩論》）言語造詩人還是詩人造言語，雖尚有考察的餘地，但言語對於詩及戲劇關係重大，吾人大約皆無異論。周氏和獲原氏所說都是國內時代的限制，但同時也各說了本國語所具的本質的區別。現代中國語文的猥雜是受了異形式的外來語文的侵蝕，過渡的混亂狀態，我想。

　　花美。（中）
　　花ハ美シィ。（日）
　　Die Blume is tschōn．（德）
　　La fleur est belle．（法）
　　The flower is pretty．（英）

　　歐洲語裡作這種命題主辭的名詞有冠詞的限制；作賓辭的形容詞，在法國語也有性別的限制，而主賓辭皆以繫辭連結之：包括這種主賓辭的判斷，顯然是分析的而帶客觀性。中國語呢，沒有冠詞，形容詞也沒有性別的限制，只說「花美」就成。這種與其說是判斷，不如說是像表像性質的短語「花美」的樣子，是判斷以前的東西。日本語卻在二者之間。

　　中國舊文學取了這種表現形式，所以能在一二十字的短句中，將那具有無限飄渺的餘韻的作者世界觀投映出來，而形成神韻一派。又如莊子，好像那位反對論理地把握「實在」的柏格森的樣子，也主張著直覺的知的同感似的（如《應帝王》篇混沌的死及《天道》篇輪扁等寓言），他那象徵主義色彩也大大的靠著中國文這種特質的幫助。

　　就詩歌說，這種性質的文學到唐代李杜等已達完成之域。中世的唐朝，社會機構染著很濃的浪漫色彩，李杜等的詩便是這種社會機構的投影。而現代中國呢，一面還殘存著舊日家庭經濟的生產機構，一面卻向著資本主義經濟最尖端進行；社會狀態既如此猥雜，精神方面在過渡中也極其混亂。無論中國人驅使文字如何的巧，用舊來成語表現繼續輸入的新名詞概念到底不合式，卻是當然。一面用「引得」、「德律風」、「摩托車」等歐洲語的譯音，一面將「不景氣」、「取締」、「雛形」、「立場」等等日本語照原樣使用；看起來卻也並不感著如何生硬似的。——胡適氏對於這種新名詞敏感的關心著，將Renaissance的日本譯語「文藝復興」改正為「再生時代」，將Scholar哲學的日本譯語「煩瑣哲學」改正為「經院哲學」（《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這種情形不止于單語範圍，就文章本身而論，新思想的輸入也當然要引起文體的變更的。跟著新文化移植來的是舊來的世界觀之科學化；文學革命的白話運動結果，將舊來表像的表現形式改變了，使它適應這種科學化：這便是白話運動的基調，雖然是非意識的，我想。現在的白話裡，「花美」改說「花兒是美麗」了，形容詞「美麗」用「是」字與主辭「花兒」連結。「是」字原來大約是代名詞，在現在白話裡已轉化而與Sein（德），efre（法），be（英）等字相同，做著繫辭的事了。這句子比說「花美」時顯然更加分析的判斷化了。從文學上看，這種表現形式與舊來表像的表現形式相比，缺乏含蓄，氣味不佳，給人以猥雜之感，也是理有固然。但是不管這些，照前述理由，我總想著白話運動的趨向是不錯的。

　　我總想：中國決不會因為使用那種猥雜的語言，作那種不文學的文章，就永久產生不出藝術的詩與戲曲。凡過渡的東西，一般人常以為新奇、猥雜。不獨語言如此，像在日本，在現在中國的樣子，汽車與民眾生活乖離，成為嗟怨之標的，成為「普羅文學」的對象，這種時代豈不也有嗎？又像現在中國女子高跟鞋成了問題一樣，在日本，女子斷發洋裝的事是如何不合社會環境而受非難呵。可是日子久了，生活式樣與新的生活式樣以及新的概念調整了，從前認為新奇的便不新奇了，感著猥雜的也像沒有那樣猥雜了。

　　這種情形在中國也一樣。不單是任憑那樣的自然淘汰，還可設法普及教育並統一語言，應用注音符合等音標文字以補足有音無字的缺陷；那麼接觸新時代的思想感覺而仍不失中國的特質的文學，一定會產生。

　　過渡期的亂雜在日本也麻煩過來著。十四五年前，說「因為跟他在公開的席上有一兩回坐在一處，忽而攀談，從此便熟起來了。」——如此說便明白的事情，若改說「公開的席上有一兩回因為空間的距離，偶然會認識了他。」這樣的表現形式，便算是所謂新人物的表徵了。

　　以意為之的事也許有；但外國人的我們所望於中國文壇的是發表中國色彩濃厚的作品。我們推重魯迅的作品，決非為了他對於現代文化觀點之精，而是為了他作品中滲透了非中國人寫不出的，中國人的生活意識及世界觀。佳作也許總帶著民族味的。話雖如此，將舊來的表現形式不管三七二十一照原樣使用，我們卻是一點不盼望。我們深知「連結二點之線乃二點間最短距離是也」（二點ヲ結ブ糸泉分ハ二點間，最短距離ニテ候）等表現形式之無理，決不至於要求中國文壇作同樣的蠢事。

　　我與國人皆為現在中國語文的猥雜悲，可是確信，過了這好比生產之苦似的過渡期，前途是光明的。

　　日本竹內氏等辦中國文學研究會，出版《中國文學月報》，以介紹批評新文學為主。現已出到第九號。本篇見第八號中，雖簡略不備，但所提出的問題是很有趣很重要的，著者非會員，原在外交部，現在東亞學校服務，有《中國支那學研究的現狀與動向》一書。未見。

　　1936年1月，譯者記。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