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詩文評的發展

詩文評的發展

　　——評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三冊：《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隋唐文學批評史》（商務印書館）與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開明書店）

　　「文學批評」是一個譯名。我們稱為「詩文評」的，與文學批評可以相當，雖然未必完全一致。我們的詩文評有它自己的發展；現在通稱為「文學批評」，因為這個名詞清楚些，確切些，尤其鄭重些。但論到發展，還不能抹殺那個老名字。老名字代表一個附庸的地位和一個輕蔑的聲音——「詩文評」在目錄裡只是集部的尾巴。原來詩文本身就有些人看作雕蟲小技，那麼，詩文的評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論。一面從《文心雕龍》和《詩品》以後，批評的精力分散在選本和詩話以及文集裡，絕少系統的專書，因而也就難以快快的提高自己身分。再說有許多人以為詩文貴在能作，評者往往不是作手，所評無非費話，至多也只是閒話。

　　不過唐宋以來，詩文評確還在繼承從前的傳統發展著，各家文集裡論文論詩之作，各家詩話，以及選本、評選本、評點本，加上詞話、曲品等，數量著實驚人。詩文評雖在附庸地位，卻能獨成一類，便因為目錄學家不得不承認這種發展的情勢。但它究竟還在附庸地位，若沒有「文學批評」這個新意念新名字輸入，若不是一般人已經能夠鄭重的接受這個新意念，目下是還談不到任何中國文學批評史的。

　　清末我們開始有了中國文學史。「文學史」雖也是輸入的意念，但在我們的傳統中卻早就有了根苗。六朝時沈約、劉勰都論到「變」，指的正是文學的史的發展，所以這些年裡文學史出的不算少，雖然只有三四本值得讀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出現，卻得等到「五四」運動以後，人們確求種種新意念新評價的時候。這時候人們對文學取了嚴肅的態度，因而對文學批評也取了鄭重的態度，這就提高了在中國的文學批評——詩文評——的地位。二十年來我們已經有了至少五種中國文學批評史，進展算是快的，在西方，貴創作而賤批評的人也不少，他們雖有很多文學批評的著作，但文學批評史一類著作似乎還是比文學史少的多。

　　我們這二十來年裡，文學批評史卻差不多要追上了文學史。這也許因為我們正在開始一個新的批評時代，一個從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要從新估定一切價值，就得認識傳統裡的種種價值，以及種種評價的標準；於是乎研究中國文學的人有些就將興趣和精力放在文學批評史上。再說我們對現代中國文學所用的評價標準，起初雖然是普遍的——其實是借用西方的——後來就漸漸參用本國的傳統的，如所謂「言志派」和「載道派」——其實不如說是「載道派」和「緣情派」。文學批評史不止可以闡明過去，並且可以闡明現在，指引將來的路；這也增高了它的趣味與地位。還有，所謂文學遺產問題，解決起來，不但用得著文學史，也用得著文學批評史。中國文學批評史發展得相當快，這些情形恐怕都有影響。

　　第一個人大規模搜集材料來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得推郭紹虞先生。他搜集的詩話，我曾見過目錄，那豐富恐怕還很少有人趕得上的。他寫過許多單篇的文字，分析了中國文學批評裡的一些重要的意念，啟發我們很多。可惜他那部《中國文學批評史》只出了上冊，又因為寫的時期比較早些，不免受到不能割愛之處，加上這種書還算在草創中，體例自然難得謹嚴些。羅先生的書，情形就不相同了。編制便漸漸勻稱了，論斷也漸漸公平了。這原也是自然之勢。羅先生這部書寫到五代為止，比郭先生寫到北宋的包括的時期短些，可是詳盡些。這原是一部書，因為戰時印刷困難，分四冊出版，但第四冊還沒有出。就已出的三冊而論，這是一部值得細心研讀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文學批評」原是外來的意念，我們的詩文評雖與文學批評相當，卻有它自己的發展，上文已經提及。寫中國文學批評史，就難在將這兩樣比較得恰到好處，教我們能以靠了文學批評這把明鏡，照清楚詩文評的面目。詩文評裡有一部分與文學批評無干，得清算出去；這是將文學批評還給文學批評，是第一步。還得將中國還給中國，一時代還給一時代。按這方向走，才能將我們的材料跟那外來意念打成一片，才能處處抓住要領；抓住要領以後，才值得詳細探索起去。

　　羅先生的書除緒言（第一冊）似乎稍繁以外，只翻看目錄，就教人耳目清新，就是因為他抓得住的原故。他說要兼攬編年、紀事本末、紀傳三體之長，創立一種「綜合體」。有時也不必拘泥體例：如就一般的文學批評而言，隋唐顯與魏晉南北朝不同，所以分為兩期。但唐初的音律說，則傳南北朝衣缽，便附敘於南北朝的音律說後。他要做到章學誠所謂「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客觀態度（一冊三六至三八面）。能夠這樣才真能將一時代還經一時代。《隋唐文學批評史》（三冊）開宗明義是兩章「詩的對偶及作法」上下。乍看目錄，也許覺得這種瑣屑的題目不值得專章討論，更不值得占去兩章那麼重要的地位；可是仔細讀下去，才知道它的重要性比「音律說」（在二冊中占兩章）有過之無不及，著者特別提出，不厭求詳，正是他的獨見；而這也正是切實的將中國還給中國的態度。

　　《緒言》裡指出「西洋的文學批評偏于文學裁判及批評理論，中國的文學批評偏于文學理論」。「中國的批評，大都是作家的反串，並沒有多少批評專家。作家的反串，當然要側重理論的建設，不側重文學作品的批評」。又說中國的「批評不是創作的裁判，而是創作的領導」（一冊一四、一五面）。他以為這是因為中國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於求真」（一冊一六至一七面）。這裡指出的事實大體是不錯的；說是「尚用重于尚知」，也有一部分真理。但是說作家反串「就當然側重理論」，以及「求好重於求真」，似乎都還可以商榷。即如曹丕、曹植都是作家，前者說文人「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典論·論文》），後者更說「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與楊德祖書》），都並不側重理論。羅先生稱這些為「鑒賞論」（二冊七八至七九面），鑒賞不就是創作的批評或裁判麼？照羅先生的意思，這正是求真；照曹植的話看，這也明明是求好——曹丕所謂長短，也是好與不好的別名。而西方的文學裁判或作家作品的批評，一面固然是求真，一面也還是求好。至於中國的文學理論，如載道說，卻與其說是重在求好，不如說是重在求真還貼切些。總之，在文學批評裡，理論也罷，裁判也罷，似乎都在一面求真，同時求好。我們可以不必在兩類之間強分輕重。至於中國缺少作家作品的系統的批評，儒家尚用而不尚知，固然是一個因子，道家尚玄而不尚實，關係也許更大。

　　原來我們的「求好」的藝術論淵源於道家，而道家不信賴語言，以為「言不盡意」，所以崇尚「無端崖之辭」。批評到作家和作品、便不免著實，成了「小言」有端崖之辭，或禪宗所謂死話頭。所以這種批評多少帶一點「陋」；陋就是見小不見大。中國文學批評就此沒有得著充分的發展；它所以不能成為專業而與創作分途並進，也由於此。至於現代西方人主張「創作必寓批評」「批評必寓創作」，如書中所引朱光潛先生的話，卻又因為分業太過，不免重枝節而輕根本，所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這一步為的矯正那偏重的情形，促進批評的更健全的發展。但那批評和創作分業的現象，還要繼續存在，因為這是一個分業的世界。中國對作家和作品的批評，鐘嶸《詩品》自然是最早的一部系統的著作，劉勰《文心雕龍》也系統的論到作家，這些個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忽略了清代幾部書。陳祚明的《古詩選》，對入選作家依次批評，以辭與情為主，很多精到的意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各條，從一方面看，也不失為系統的文學批評，這裡紀昀的意見為多。還有趙翼的《甌北詩話》分列十家，家各一卷，朱東潤先生說是「語長而意盡，為詩畫中創格」（《批評史大綱》三六八面），也算得系統的著作。此外就都是零碎的材料了。

　　羅先生提到「制藝選家的眉批總評」，以為毫無價值（一冊一六面，參看八面）。這種選家可稱為評點家。評點大概創始於南宋時代，為的是給應考的士子揣摩；這種選本一向認為陋書，這種評點也一向認為陋見。可是這種書漸漸擴大了範圍，也擴大了影響，有的無疑的能夠代表甚至領導一時創作的風氣，前者如宋末方回的《瀛奎律髓》，後者如明末鐘惺、譚元春的《古唐詩歸》。文學批評史似乎也應該給予這種批評相當的地位，才是客觀的態度。其實選本或總集裡批評作家或作品的片段的話，是和選本或總集同時開始的。王逸的《楚辭章句》，該算是我們第一部總集或選本，裡面就有了駁班固論《離騷》的話。班氏批評屈原和《離騷》，王氏又批評他的批評，這已經發展到二重批評的階段了。

　　原來我們對集部的工作，大致有兩個方向。一是箋注，是求真；裡面也偶有批評，卻只算作箋注的一部分。《楚辭章句》裡論《離騷》，似乎屬這一類。又如《文選》裡左思《魏都賦》張載注，論到如何描寫鳥將飛之勢，如何描寫台榭的高，比較各賦裡相似的句子，指出同異，顯明優劣，那更清楚的屬這一類。二是選錄，是求好；選錄旨趣大概見於序跋或總論裡，有時更分別批評作家以至於作品。晉代摯虞的《文章流別》和李充的《翰林論》是開山祖師，他們已經在批評作家和作品了。選本的數量似乎遠在注本之上，但是其中文學批評的材料並不多，完整的更少，原因上文已經論及。別集裡又有論詩文等的書劄和詩，其中也少批評到作家和作品；序跋常說到作家了，不過敷衍的多，批評的少，批評到作品的更是罕見。詩話文話等，倒以論作家和作品為主，可是太零碎；摘句鑒賞，尤其瑣屑。史書文苑傳或文學傳裡有些批評作家的話，往往根據墓誌等等。墓誌等等有時也批評到作品，最顯著的例子是元稹作的杜甫的《墓誌銘》，推尊杜甫的排律，引起至今爭議莫決的李杜優劣論。從以上所說，可見所謂文學裁判，在中國雖然沒有得著充分的發展，卻也有著古久的淵源和廣遠的分佈。這似乎是不容忽視的。

　　但是羅先生這部書的確能夠借了「文學批評」的意念的光將我們的詩文評的本來面目看得更清楚了。他在《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裡特立專章闡述「文體類」的理論（二四至四一面）。從前寫文學史及文學批評史的人都覺得這種文體論瑣屑而淩亂，沒有給予充分的注意。可是讀了羅先生的敘述和分析，我們能以看出那種種文體論正是作品的批評。不是個別的，而是綜合的；這些理論指示人們如何創作如何鑒賞各體文字。這不但見出人們如何開始了文學的自覺，並見出六朝時那新的「淨化」的文學概念如何形成。這是失掉的一環，現在才算找著了，連上了。這一分冊裡《文學概念》一章（一至一七面），敘述也更得要領，其中「蕭綱的鼓吹鄭邦文學」和「徐陵的編輯麗人豔歌」，各占了一個獨立的節目。還有上文提過的第三分冊的頭兩章《詩的對偶及作法》，跟「文體類」有同樣的作用，見出律詩是如何發展的，也見出「元稹、白居易的社會詩論」的背景的一面來。再說魏晉時代開始了文學的自覺以後，除文體論外，各種的批評還不少。

　　這些批評，以前只歸到時代或作家批評家的名下，本書卻分立「創作論」和「鑒賞論」兩章來闡述（二冊七〇至八一面），面目也更清楚了。《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裡還提到「古經中的辭令論」（五三面），這也是失掉的一環。春秋是「詩」和「辭」的時代；那時「詩」也當作「辭」用，那麼，也可以說春秋是「辭」的時代。戰國還是「辭」的時代。辭令和說辭如何演變為種種文體，這裡不能討論（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篇》曾觸及這問題，但他還未認清「辭」的面目）；現在只想指出孔子的「辭達而已矣」那句話和《易傳》裡「修辭立其誠」那句話，對後世文論影響極大，而這些原都是論「辭」的。從這裡可見「辭令論」的重要性。可是向來都將「文」和「辭」混為一談，又以為「辭」同於後世所謂的「文辭」，因此就只見其流，不見其源了。

　　《文選》序曾提出戰國的「辭」，但沒有人注意。清代阮元那麼推重《文選》，他讀那篇序時，卻也將這一點忽略了。羅先生現在注意到「古經中的辭令論」，自然是難得的，只可惜他僅僅提了一下沒有發揮下去。第三分冊裡敘述史學家的文論，特立「文學史觀」一個節目（八九至九一面）；這是六朝以來一種新的發展，是跟著文學的自覺和文學概念的轉變來的。前面說過「文學史」的意念在我們的傳統中早就有了根苗，正是指此。以前的文學史等，卻從沒有這麼清楚的標目，因此就隱蔽了我們傳統中這個重要的意念。這一分冊敘述「古文論」（一〇三至一五一面），也很充實，關於韓愈，特別列出「不平則鳴」與「文窮益工」一目（一三三至一三四面），這是韓愈的重要的文學見解，不在「惟陳言之務去」以下，但是向來沒有得著應得的地位。

　　本書《緒言》中說到「解釋的方法」，有「辨似」一項，就是分析詞語的意義，在研究文學批評是極重要的。文學批評裡的許多術語沿用日久，像滾雪球似的，意義越來越多。沿用的人有時取這個意義，有時取那個意義，或依照一般習慣，或依照行文方便，極其錯綜複雜。要明白這種詞語的確切的意義，必須加以精密的分析才成。書中如辨漢代所謂「文」並不專指詩賦（一冊九八面），又如論到辭賦的獨特價值就是在不同於詩，而漢人將辭賦看作詩，「辭賦的本身品性，當然被他們埋沒不少，辭賦的當時地位，卻賴他們提高好多」（一冊一二〇面），都是用心分析的結果，這才能辨明那些疑似之處。

　　朱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自序》裡說：「這本書的敘述特別注重近代的批評家」（四面）；他的書大部分以個別的批評家標目，直到清代《白雨齋詞話》的著者陳廷焯為止。他的「遠略近詳」的敘述，恰好供給我們的需要，彌補我們的缺憾。這還是第一部簡要的中國文學批評全史，我們讀來有滋味的。這原是講義稿，不是「詳密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自序》裡說得明白。我們只能當它「大綱」讀著；有人希望書裡敘述得詳備些，但那就不是「大綱」了。《自序》中還說這本書是兩次稿本湊合成的，現在卻只留下一處痕跡，第三十七章裡說：「東坡少游于柳詞皆不滿，語見前」（一九六面），前面並不見；這總算不錯了。作為「大綱」，本書以批評家標目，倒是很相宜的；因為如《自序》所說，「這裡所看到的，常常是整個的批評家」（四面）。朱先生關於中國文學批評的著作很多，《讀詩四論》（商務）之外，還有許多研究歷代批評家的論文，曾載在武漢大學的《文哲學報》上，現在聽說已集成一書，由上海開明書店印行了。《讀詩四論》和那些論文都夠精詳的，創見不少。他取的是客觀的分析的態度。《大綱》的《自序》裡提到有人「認為這本書不完全是史實的敘述，而有時不免加以主觀的判斷」。

　　朱先生承認這一點，他提出「史觀的問題」，說「作史的人總有他自己的立場」（五面）。本書倒是有夾敘夾議的，讀來活潑有味，這正是一因。但是朱先生的史觀或立場，似乎也只是所謂「釋古」，以文學批評還給文學批評，中國還給中國，一時代還給一時代。這似乎是現代的我們一般的立場，不見其特別是朱先生主觀的地方。例如書中敘「盛唐」以後論詩大都可分二派：「為藝術而藝術，如殷璠、高仲武、司空圖等」，「為人生而藝術，如元結、白居易、元稹等」（九三至九四面）。兩派的存在得著外來的意念來比較而益彰。又如論袁枚為王次回辯護道：「次回《疑雨集》，與《隨園詩話》所舉隨園、香亭兄弟之詩論之，非特與男女性情之得其正者無當，即贈勺采蘭，亦不若是之繪畫裸陳也。……若因風趣二字，遂使次回一派，以孽子而為大宗，固不可矣。」（三六三面）這可以說是「雅正」的傳統，不過是這時代已經批評的接受了的，和上例那一對外來的傳統的意念的地位一般。這些判斷都反映著我們的時代，與其說是主觀的，不如說是客觀的，可是全書以陳廷焯作殿軍，在這末一章裡卻先敘莊木或譚獻道：「清人之詞，至莊譚而局勢大定，莊譚論詞無完書，故以亦峰（廷焯字亦峰）之說終焉」。（三九六面）這個判斷是客觀的，但標目不列代表的批評家莊譚，只舉出受莊氏影響的陳氏，未免有些偏畸或疏忽。然而這種小節是不足以定主客觀之辨的。

　　《大綱》以個別的批評家標目，這些批評家可以說都是代表一個時代，一個派別或一種理論的批評家，著者的長處在能夠根據客觀的態度選出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的代表批評家。如南宋反對「江西派」的張戒（三十章），清代論詩重變的葉燮（六十一章），第一個有文學批評史的自覺的紀昀（六十七章），創詩話新格的趙翼（七十章），他們的文學批評，一般的文學史，似乎都不大提及，有些簡直是著者第一次介紹和我們相見。此外如金人瑞和李漁各自占了一章的地位（六十三，六十四章），而袁宏道一章（五十章）中也特別指出他推重小說戲曲的話（二六面），這些都表現著現代的客觀態度。這種客觀的態度，雖然是一般的，但如何應用這種態度，還得靠著者的學力和識力而定，並不是現成的套子，隨意就可以套在史實上。

　　論金人瑞批評到他的評點（三三七，三四〇面），並徵引他的《西廂記》評語（三三八面），論鐘惺、譚元春一章（五十一章），也徵引《詩歸》裡的評語；論到近代批評，是不能不給予評點公平的地位的。因此想到宋元間的評點家劉辰翁，他評點了很多書，似乎也應該在這本書裡占個地位。書中論曹丕兄弟優劣，引王夫之《薑齋詩話》：「曹子建之於子垣，有仙凡之隔，而人稱子建，不知子垣，俗論大抵如此」。以為「此言若就文學批評方面論之，殆不可廢」（二五面，參看二七面），最是公平的斷語。又評鐘嶸持論「歸於雅正」（六八面）；向來只說鐘氏專重「自然英旨」，似乎還未達一間。至於論嚴羽：「吾國文學批評家，大抵身為作家，至於批判古今，不過視為餘事。求之宋代，獨嚴羽一人，自負識力，此則專以批評名家者」（一八四面）。

　　這確是獨到之見。兩宋詩話的發達，培養出這種自覺心，也是理有固然，只是從來沒人指出罷了。其他如論元稹「持論雖與白居易大旨相同，而所見之範圍較大，作詩之母題較多，故其對人之批評，亦不若居易之苛」（九九面）。論柳冕「好言文章與道之關係，與韓愈同，然有根本不同者，愈之所重在文，而冕之所重在道」（一〇六面）。似乎也都未經人說及。書中又指出陸機兄弟「重在新綺」，而皇甫謐和左思的《三都賦序》持「質實」之說（三二面）；人們一向卻只注意到齊代裴子野的《雕蟲論》。明初高木秉的《唐詩品匯》列杜甫為大家，好像推尊之至，但書中指出他不肯當杜甫是「正宗」（二二三面）。韓愈的文統——文統說雖到明代茅坤才明白主張（二四七至二四八面），但韓愈已有此意，這裡依郭紹虞先生的意見——五經而下，列舉左氏、莊、《騷》、太史公、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進學解》，《答劉正夫書》）。本書指出明代王世貞又以莊、列、淮南、左氏為「古四大家」（二三八面），這種異同該是很有意義的。又如引曾國藩日記「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說「此為曾氏持論一大特點，故其論文，每每從字句聲色間求之」（三九二面）。這也關係一時代一派別的風氣。以上各例，都可見出一種慎思明辨的分析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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