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國與吾民第七章文學生活八、詩(4)

第七章文學生活八、詩(4)

　　這樣的寫法，已比較暗譬更進一步，它是一種詩意與自然合調的信仰，這使生命隨著人類情感的波動而波動。

　　此種泛神論或引自然為同類的感想語法，以杜甫的絕句《漫興》一詩，所見尤為明顯。它接續的將自然物體人格化，用一種慈悲的深情，憫憐它的不幸，一種純清的愉悅與之接觸，最後完全與之融合。此詩之首四句為：

　　眼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
　　即遣花開深造次，便覺鶯語太丁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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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字面像「無賴」、「丁寧」、「鶯語」，間接地賦予春及鶯鳥以人的品格。接著又推出對於昨夜暴風的抱怨，蓋欺淩了他庭前的桃李。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牆低還似家。
　　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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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對於花木慈惠的深情又反復申述於末四句：

　　隔戶楊柳弱嫋嫋，恰如十五女兒腰。
　　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折斷最長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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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一次，楊柳柔美地飄舞於風中，指為顛狂；而桃花不經意地飄浮水面，乃被比于輕薄的女兒。這就是第五節的四句：

　　腸斷江春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
　　顛狂柳絮隨風去，輕薄桃花逐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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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泛神論的眼界有時消失於純清的愉快情感中，當在與蟲類小生物接觸的時候，似見之于上面杜詩的第三節第四句者。但是吾們又可以從宋詩中找出一個例子來，這是葉采的一首《暮春即事》：

　　雙雙瓦雀行書案，點點楊花入硯池；
　　閑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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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種眼界的主觀性，輔以慈愛鳥獸的無限深情，才使杜甫寫得出「沙頭宿鷺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刺鳴」。那樣活現當時情景的句子。此處吾們認識了中國詩的最有趣的一點——內心的感應。用一個拳字來代替白鷺的爪，乃不僅為文學的暗譬，因為詩人已把自己與它們同化，他或許自身有了握拳的感覺，很願意讀者也跟他一同分享此內在的情感。這兒吾們看不到條分縷析的精細態度，卻只是詩人明敏的感覺，乃出於真性情，其感覺之敏慧犀利一似「愛人的眼」；切實而正確，一似母親之直覺。此與宇宙共有人類感情的理想，此無生物之詩的轉化，使蘚苔能攀登階石，草色能走入窗簾。此詩的幻覺因其為幻覺，卻映入人的思惟如是直覺而固定。它好像構成了中國詩的基本本質。比論不復為比論，在詩中化為真實，不過這是詩意的真實。一個人寫出下面幾句詠蓮花詩，總得多少將自己的性情融化于自然——使人想起海涅（Heine）的詩。

　　水清蓮媚兩相向，鏡裡見愁愁更紅。
　　秋羅拂水碎光動，露重花多香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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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作詩筆法的兩面，即它的對於景與情的處理而熟參之，使吾人明瞭中國詩的精神，和它的對於民族國家的教化價值。此教化價值是二重的，相稱於中國詩的兩大分類：其一為豪放詩，即為浪漫的、放縱的，無憂無慮，放任於情感的生活，對社會的束縛吶喊出反抗的呼聲，而宣揚博愛自然的精神的詩。其二為文學詩，即為遵守藝術條件，慈祥退讓，憂鬱而不怨，教導人以知足愛群，尤悲憫那些貧苦被壓迫的階級，更傳播一種非戰思想的詩。

　　在第一類中，可以包括屈原（紀元前343-290）、田園詩人陶淵明、謝靈運、王維、孟浩然（689-740）和瘋僧寒山（約當公元900年前後），相近于杜甫的詩人為杜牧（803-852）、白居易、元稹（779-831）和中國第一女詩人李清照（1081-1141）。嚴格的分類當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還有第三類的感性詩人以愛情詩著稱，像李賀（李長吉，790-816）、李商隱（813-858）和與之同時代的溫庭筠、陳後主（531-604）以及納蘭性德（清代旗人，1655-1685）。

　　第一類豪放詩人，莫如以李白為代表，他的性格，杜甫有一首詩寫著：

　　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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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是中國浪漫詩壇的盟主，他的酣歌縱酒，他的無心仕宦，他的與月為伴，他的酷愛山水，和他的不可一世的氣概：

　　手中電曳倚天劍，
　　直斬長鯨海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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