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國與吾民第六章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三、徇私舞弊和禮俗

第六章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三、徇私舞弊和禮俗

　　每個家族，在中國，實際系一互助小組織，在這個組織裡頭，各人盡其力而取所需。其間分子與分子的互助，發展到很高的程度，蓋受著一種道德意識和家族光榮的鼓勵。有時一個兄弟會渡海離家數千里，以恢復那破了產的哥哥的名譽。一個環境較好的人常撥其全家消費的大部分，苟非全部，以資助其侄兒的就學，此固視為尋常事，非有任何功績可言者。一個功名利達的人做了官，常使好差使支配給他的親戚，而倘沒有現成的差使，亦可以生產幾個拿幹俸的閒職，這樣拿幹俸和徇私的習慣，隨著每度政治變革運動而發展起來——這種習慣加上經濟的壓迫，變成一種不可抗拒之力，毀損人而不受人之毀損。這種力量是異常巨大的，雖經政治改革期的屢次努力，秉著十分熱情的好意，也終於收了失敗的結局。

　　公平地觀察一下，徇私並不劣於別種惡習的「情面」，一個部長，不獨置其侄兒於部內，同時還須安插其他官員的侄兒——倘這些官員是比他高級的，還寫著薦賢書給他，那麼許多賢侄兒往那裡去安插呢？除非拿幹俸或予以諮議顧問之類的名義。經濟壓力和人口過剩的排擠是那樣尖銳，而同時又有那麼許多能夠寫得一手好文章的讀書人，卻沒有一個人會修理一座碳化器或配置一架收音機，致令每一個新公事機關成立或官吏就職之日，就有數百封介紹書蜂擁而來。是以那是很自然，慈善事業乃從家族為始。因為家族應看作中國傳統的失業保險制度。每個家各自照顧自己的失業分子，既經照顧失業分子，其第二步較好的工作為替他尋覓位置。這種辦法應略勝慈善事業一籌，因為它教訓那些運氣不佳的分子以自立的意識；而那些受到這樣資助的人又轉而幫助家族其他分子。此外，這些大官僚掠奪了國家的財產以私肥自己的家族，或給養當世的一代，或可接續蓄養三、四代，積貲常自數十萬至數千萬，僅志在光耀門楣而為家族中的好分子。營利舞弊，敲詐錢財，對於公眾是一種惡行，對於家族卻是美德。因為一切中國人都是家族的好分子，是以中國語言文法中最普通的動詞活用，像辜鴻銘說過是動詞「把」字（原文系to squeeze 二字，有壓榨的意思）。好似吾們的常用語中「我把你……你把他……他把我……你把那冤枉的事……我把你這賣國的奸臣……他把我帶到這兒……」，這個把字是正規的動詞。

　　如是，中國式的共產主義培養出了個人主義，而限於家族以內的合作觀念產生了盜竊狂的結果，此盜竊狂卻又帶著利他主義的色彩，真是妙不可言。盜竊狂——舞弊的習性——又可以和個人的誠實性並行而不悖，甚至可以和博愛並行而不悖，這情形在歐美，怕也不是陌生的。那些社會上的巨頭——他們是中國報紙上時常浮露其尊容的活動人物——他們對於慈善事業不僅一諾千金，往往輕鬆地捐個十幾萬塊錢給一個大學或市立醫院，這種捐贈，其實不過將其自人民掠奪而來的金錢返還於人民。這樣的情形，東亞和歐美卻不謀而合，其不同之處僅在歐美則唯恐此等真情之敗露，而在東亞則似獲得社會的默許。

　　在中國，即使一個人為了偷竊金錢而被捕，他的被捕罪名不是為了偷盜國家資產，就是北平故宮博物院裡的無價之寶，被博物院管理當局所盜竊而經社會揭發，仍不當作盜竊國家財產看待。因為吾人好像有一種政治腐敗的宿命，這宿命在邏輯論體系上是緊隨著「賢人政府」的學理（參閱第九節賢人政府）。孔子教導我們，政府要受賢人君子的統治，吾們乃真當這班統治者為賢人君子看待，沒有預算，也沒有決算（政府歲支報告），人民沒有立法上之同意表決權，政治犯也沒有牢獄。其結果，他們的道德素養，敵不住擺在眼前的引誘，因而大多數忍不住舞弊起來。

　　不過這樣掠奪來的或盜竊來的金錢，仍常能滲漏而返還人民，這殆便是德謨克拉西精神的美處，這返還的途徑倘不經由大學，則經由一切依賴在他身上或服侍他的人民下至聽差走役。那些僕人揩揩東家的油水，不過在幫助他東家返還金錢於人民，而他們的揩揩油水是有著清楚的心意的。侍役的背後，也有一個家庭問題，雖其量的大小與東家不同，家庭問題之性質則無異。

　　除了上述偏愛徇私和政治腐敗之外，另有種種社會特性起自家族制度。它們可以統括地稱為缺乏社會訓練。它打消了任何形式的社會組織，恰如它的徇私惡習破壞了文官考試制度，它叫人「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這不是何等的惡行。更壞的是使人傾倒其垃圾于鄰居的門口。

　　家族制度的最好例證，莫如所謂中國人的殷勤禮貌，這是很被誤解的論旨。中國人的殷勤禮貌，不能依照埃默森（Emerson）所下的定義「做事情的欣快樣子」來下界說。中國人辦事的殷勤程度完全要看誰是他所與工作之人。他是不是同一家族中的人或家族的朋友？中國人對待家族及其朋友以外的人，他們的禮貌恰如英國人在殖民地上對待其同種族以外的人。有一個英國人告訴我說：「我們對待自己人是向不驕傲的，這是可喜的一點。」這在英國人應該很感滿足了，因為他們自己人佈滿全球。中國人對待其朋友及其熟習的人是並非無禮貌的，但超出了這個界限，則在社會行動上常對其旁邊人取積極的敵意；如果他是公共汽車的同車乘客，或戲院售票間附近的客人，彼此的爭先恐後，不讓于世界大戰時火在線衝鋒的勇猛。

　　著者有一次在一個下雨天，在內地的公共汽車站瞧見一位同車乘客，他正在發狂一樣爭奪一個座位，誰知所佔據的乃是司機的座位，卻還是堅決地拒絕車站職員的要求，不肯讓座。只要用一些社會常識考慮一下，誰都知道沒有司機，車中任何人都不得回家，可是他竟缺乏這一些常識。假使你更進一步的分析，這個人是不是被認為可恥？吾們先要知道，為什麼這樣的下雨天只有一輛可載客八十多人的車子。原來其他車輛被當地的軍事長官徵調去充運輸之用——所運輸的是他私人的對象——那麼這位軍官的公益心是在那裡呢？制度既經紊亂，人們被迫發狂樣的爭奪座位，大家耽擱於離家三十哩的路程上，在一個下雨天，誰不焦急著盼望早些回家？倘若那個占著司機座位的人站了起來，誰保不有第二人來搶奪這個座位呢？所以這件案例十分典型：可以顯示鄉野農夫天真的禮貌與速度化時代相互間的不能適應；顯示政治的紊亂，促成了個人之間的你爭我奪；也顯示缺乏以新的社會意識做基礎的傳統，而這是需要時間來成長的。

　　缺乏社會常識正足以說明為什麼許多公共汽車公司都折了本，許多採礦公司都關了門，缺乏社會知識的範圍，延展至廣，自圖書館章程以至土地法。高級官吏破壞了主要法典，小官吏破壞關係較小的法典，其結果即為全部缺乏社會訓練和普遍的蔑視公眾章程和規律。

　　事實是如此的，原來家族制度處在極端的個人主義與現代社會意識二者之中途，這社會意識在歐美是包括了整個社會的。中國的社會已被家族制度割裂成許多小個體；在它裡面存在著共產式的合作，但個體與個體之間，沒有真實統一的聯繫，除了國家。因為過去中國在這個世界上實際是孤零零地生存著，未受劇烈的競爭傾軋，因而國家觀念和民族主義沒有積極地發展起來。如是，家族意識替代了歐美的社會意識和民族意識。有幾種類似民族主義形式是在發展著，但歐美人士毋庸為之吃驚。「黃禍」不會從中國出發。中國人的本質裡頭，深深伏有一種根性，吾們願意為自己的家族效死，但不欲為國家而死，更沒有一個人肯為世界而死。

　　倘把民族全般的考察一下，吾人好似有意的保存守舊生活。一九三五年曾遊歷過日本與中國的遊歷家，可以很容易看出最大可能的對照情形。把日本人比較一下，他們終日忙忙碌碌，讀報紙的時間總是在電車上或火車上，他們帶著固執猛厲的臉色，咬緊堅決的下顎，在他們的眉頭罩著一層迫近眉睫的國難暗影，看似具有果決的主意：若非日本粉碎這個世界，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別人所粉碎，是以必須準備這個時代的來臨——而中國人穿了長袍，寬衣博帶，雍容溫靜，優遊自得，一若這個世界上永遠不會有什麼可以把他從酣夢中搖醒過來。無論你走進中國家庭，上中國館子，走在中國街道上，你真不會相信世界的慘禍或國難行將臨頭！中國人常自承自己的國家像一盤散沙，每一粒沙屑不是一個個人而是一個家庭。另一方面，日本國家是結合在一起，像一塊花崗石。這也是一件好事情，因為花崗石雖然堅固，世界大戰的巨彈或許會把它爆裂開來，但是一盤散沙，你至多僅能使它散開一下，沙粒固然仍為原來的沙粒。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