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國與吾民第四章人生之理想五、佛教

第四章人生之理想五、佛教(1)

　　佛教為輸入中國而構成中國人民思想一部分之唯一主要的異國思想。它的影響之深遠，可謂無遠弗屆，吾人至今稱小孩兒的人形玩具或即稱小孩自身為小菩薩，至若慈禧太后也稱為「老佛爺」。大慈大悲觀世音與阿彌陀佛成為家喻戶曉之口頭語。佛教影響及於吾人之語言，及於吾人之飲食，及於吾人之繪畫雕刻。浮屠之興建，尤為完全直接受佛教之感動，它刺激了吾們的文學和整個思想界。光頭灰氅，形貌與和尚無辨的人物，構成吾國社會的內層，佛教的寺院超過孔廟之數量，且為城市與鄉村生活的中心，年事較長者常會聚于此以斷一村之公事，並舉行年祭，有如都市中之公會。和尚及尼姑皆能出入人家參與瑣碎家務，如婚喪喜慶，非僧尼固不容顧問者，故小說上往往描寫寡婦之失節、處女之被誘姦時，常非請此等宗教人物從中牽線不可。

　　佛教在中國民間之效用，有如宗教之在其他國家，所以救濟人類理性之窮。中國近世，佛教似較道教更為發達，各地建築之道教的「觀」，倘有一所，則佛教的「廟」當有十所，可作如是比例。以前如一九三三至三四年，西藏班禪喇嘛廣布聖水，受布者光是在北平南京兩處已達數萬人，其中包括政府大員如段祺瑞、戴季陶輩。而且莊嚴地受中央政府以及上海、杭州、南京、廣州各市政府之隆重款待。又如一九三四年五月，另一西藏喇嘛名諾拉·葛多呼多者，曾為廣東政府之貴賓，他竟公開誇耀：力能施展法術解除敵軍施放之毒氣，俾保護市民；而他高明的星相學與巫術，卻著著實實影響某一軍事領袖，使他掉轉了炮口。其實倘使中國果能徹底整飭軍備以抗禦外族之侵略，宗教的影響力就不會如此之大。現在外族既不斷壓迫，中國之公理至此而窮，故他們轉而乞靈於宗教。因為中國政治不能復興中國，他們乃熱望阿彌陀佛加以援手。

　　佛教一面以哲學、一面以宗教兩種性質征服了中國。它的哲學性質所以適應于學者，它的宗教性質所以適應於民間。似孔子哲學只有德性上的哲理，而佛教卻含有邏輯的方法，含有玄學，更含有知識論。此外，應是它的運氣好，佛經的譯文具有高尚的學者風格，語句簡潔，說理透闢，安得不感動學者而成為哲學上的偏好品呢？因此佛教常在中國學術界佔領優勢，基督教固至今未能與之頡頏也。

　　佛教哲學在中國影響之大，至改造了孔子哲學的本質。孔教學者的態度，自周代以降，即所謂述而不作，大抵從事於文字上的校勘和聖賢遺著之詮釋。佛教之傳入，眾信約當耶穌紀元第一世紀，研究佛教之風勃，興於北魏東晉之際，孔教學者受其影響，乃改變學風，自文字校勘變而從事研究易理。及至宋代，在佛教直接影響下，興起數種新的孔教學派。稱為「理學」，由於他們傳統的成見，他們的治學精神還是著重于道德問題，不過將種種新名詞像性、理、命、心、物、知，置於首要地位。那時熱心于《易經》的研究，猛然抬頭，《易經》一書，乃為專事研究人事變化的學術專著；宋代理學家尤其是程氏兄弟，皆深研佛學，挾其新獲得的悟性，重歸於孔教。故真理的認識，如陸九淵，即用佛學上的字義稱為「覺」。佛教並未改變此等學者的信仰，卻改變了孔子哲學本身的要旨。

　　同樣強大的是它所影響于作家的力量，如蘇東坡之輩，他們雖立于與理學家對抗的地位，但也頗以遊戲三昧的姿態，用他們自己輕鬆而愛美的筆調，玩玩佛學。蘇東坡常自號曰「居士」，這兩個字的意義為：一個孔教學者幽棲于佛學門下而非真為和尚者。這是中國發明的一種特殊方式，它容許一個佛教徒過其伉儷生活，但茹素戒殺而已。蘇東坡有一位要好的朋友，便是一位有學問的和尚，叫作佛印。蘇東坡與佛印二人之不同，僅在徹悟程度之差異。此時正當佛教在欽命保護之下發皇的時代，國家甚至為立官書局專事迻譯佛經。一時僧尼之眾，達五十萬餘人。自蘇東坡稱居士以後，大半由於他的文才之雄偉的影響力，許多著名學者多仿效之，倘非真的出家為僧，則競稱居士而玩玩佛學。每當政局紊亂或朝代更易之秋，無數文人往往削髮逃禪，半為保全生命，半為對於亂世的悲觀。

　　在一個混亂的國家，一個宗教以世界為空虛可能提供逃避塵世悲痛多變之生活的去處，這種宗教之流行而發達，固非怪事。一個學者出家始末的傳記，常能增進吾人對於佛教流行因素之某程度的瞭解。明代陸麗京的傳記，便是有價值的材料之一，此傳記出自他女兒的手筆，首尾完好，堪為珍愛。陸麗京為明末清初之人物，年事已高，一日忽告失蹤。隔了許多歲月，曾一度重進杭州城，來治療胞弟的疾病；他的妻兒即住居貼鄰的屋子，而他竟掉首不顧，竟不欲一行探望自己的家庭。他對於這人生的現象應有何等徹悟，才取如此行徑！

　　你倘使讀了陸麗京傳記，便不難明白：一個人徹悟的程度，恰等於他所受痛苦的深度。按陸麗京早年負詩名，為西冷十子之冠。清初，莊廷鑨史禍作，陸氏被株連入獄，提解北京，合家銀鐺就道，莊廷鑨以大不敬論罪，預其事者，法當誅，麗京自分無生望。行前因往訣別於宗祠，跪拜時曾默禱曰，萬一僥倖得全首而南歸，當削髮為僧。系獄久之，果得白，遂踐宿諾出家。由此看來佛教乃為生死關頭不自覺的現形，是一種對抗人生痛苦的報復，與自殺出於同一意味。明代有許多美麗而才幹之女子，因時局之不幸的變遷，喪失其愛人，因遂立誓出家。清世祖順治之出家，其動機與此有同一之意味。

　　但是除了此種消極的向人生抗議，尚有佛教的態度，佛教在民間已具有類乎福音的潛勢力，大慈大悲即為其福音。它的深入民間最活躍最直接的影響為輪回轉生之說。佛教哲學並未教中國人以厚遇禽獸，但很普遍的約制牛肉之消費，中國固有的中庸之道，頗似鼓勵人民消費豬肉，認為這是不得已的罪過。其理由為豬玀一物，除供食用以外，其用途遠較牛馬為小。但是中國人先天的覺性上，總感覺宰牲口的屠夫是犯罪的，而且忤逆菩薩之意旨。當一九三三年的大水災，漢口市政府下令禁宰牲口三天，謂之斷屠，所以向河神贖罪。而且這個手續是很通行的，一遇水旱災荒，隨處都會實行起來。茹素忌葷，難以生物學的見地來辯護，因為人類是生而為肉食的；但是他可以從仁愛的立場上來辯護，孟子曾感覺到這種行為的殘忍，但卻捨不得完全摒棄肉食，於是他想出了一條妙計，遂宣佈了一個原則，說是：「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理由是一人未經目睹庖廚中宰殺的殘忍行為，就算孔教哲學的良心藉以寬解下來了。這個食物困難的解決方法，即是中庸之道的典型。許多中國老太太頗有意于巴結菩薩，卻是捨不得肉食，便在另一個方式下應用中庸之道，那便是間續的有定期的吃素齋，齋期自一日至三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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