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國與吾民第四章人生之理想三、中庸之道

第四章人生之理想三、中庸之道(1)

　　普通感性之宗教或信仰，或情理的精神，是孔教人文主義之一部分或一分段。就是這種情理精神產生了中庸之道，它是孔子學說的中心思想。關於情理精神前面曾經論及，它是與邏輯或論理相對立的。情理精神既大部分為直覺的，故實際上等於英文中的「常識」。從這種精神的顯示，即任何信條，凡欲提供于中國人的面前，倘只在邏輯上合格，還是不夠的，它必須「符合於人類的天性」，這是極為重要的概念。

　　中國經典學派的目的，在培育講情理的人，這是教育的範型。一個讀書人，旁的可以不管，第一先要成為講情理的人，他的特徵常為他的常識之豐富，他的愛好謙遜與節約，並厭惡抽象學理與極端邏輯的理論。常識為普通人民人人所有的，而哲學家反有喪失此等常識的危險，因而易致沉溺于過度學理之患。一個講情理的人或讀書人要避免一切過度的學理與行為，舉一個例子：歷史家弗勞德（Froude）說：亨利八世（Henry Ⅷ）之與凱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離婚，完全出於政治的原因。而從另一方面的觀點，則克萊頓（Creighton）主教宣稱：這件事故完全出於獸欲。若令以常情的態度來評判，則認為兩種原因各居其半，這種見解其實較為切近真相。在西方，某種科學家常沉迷于遺傳的理想，另一種則著魔於環境的意識，而每個人都固執地以其鴻博的學問與興奮的態性，竭力證明自己所持之學理為正確。東方人則可以不費十分心力，下一個模棱兩可的判斷。是以中國式的判斷，可以立一個萬應的公式：即「A 是對的，B 亦未嘗錯」。

　　這樣自慰自足的態度，有時可以挑怒一個講邏輯的人，要問一問到底是怎樣？講情理的人常能保持平衡，而講邏輯的人則喪失了平衡。倘有人謂中國繪畫家可以像畢加索（Picasso），採取完全邏輯的觀察，把一切繪畫的對象簡化到單純的幾何形體，圓錐、平面、角、線條來構圖，而把邏輯的學理運入繪畫，這樣的理想在中國顯然是不會實現的。吾們有一種先天的脾氣，不信任一切辯論，若為太完全的，又不信任一切學理，若是太邏輯的。對付此等學理上的邏輯怪想，「常情」是最好最有效的消毒劑。羅素曾經很正確地指出：「在藝術上，中國人竭力求精細，在生活上，中國人竭力求合情理。」

　　崇拜此常情之結果，乃為思想上的厭惡一切過度的學理，道德上的厭惡一切過度的行為。此種態度之天然趨勢，為產生「中庸之道」。它的意思實在相同於希臘的「不欲過分」的思想，中文意思相同於moderation 的字為「中和」，它的意義是「不過分而和諧」；相同於restraint 的字為「節」字，意義是「克制至適宜之程度」。《書經》為中國收錄政治文件最早之史籍，內載當堯禪位之時，勸告其繼承者舜說：「諮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孟子讚美商湯說：「湯執中，立賢無方。」《中庸》上說：「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它的意義是謂他必須聽取相反的兩端議論，而給雙方同樣打一個對折的折扣。中庸之道在中國人心中居極重要之位置，蓋他們自名其國號曰「中國」，有以見之。中國兩字所包含之意義，不止于地文上的印象，也顯示出一種生活的軌範。中庸即為本質上合乎人情的「常軌」，古代學者尊奉中庸之道，自詡已發現一切哲學的最基本真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覆被了一切，包藏了一切。它沖淡了所有學理的濃度，毀滅了所有宗教的意識。假定有一次一個儒教的老學究與一個佛教法師開一次辯論，這位大法師大概很能談談，他能夠引出許多材料以證明世上物質的虛無與人生之徒然，這時候，老學究大概將簡單地用他的實情而非邏輯的態度說：「倘令人人脫離家庭而遁跡空門，則世界上的一切國家與人民將變成怎樣情形呢？」此非邏輯而極切人情的態度，其本身具有一種緊張的力。這個人生的標準不獨反對佛教，抑亦反對一切宗教、一切學理。吾人勢不復能致力於邏輯。實際上，所有學理之得以成為學理，乃一種思想，發育自創始者的心理作用。弗洛伊德神經學學理之內容實即為弗洛伊德（Freud）之化身；而佛教學說之內容，乃佛陀之化身。所有一切學理，不問弗洛伊德或佛陀的學說，都好像基於過度誇張的幻覺。人類的苦難，結婚以後生活之煩惱，滿身痛楚的叫化子，病人的呻吟，此等景象與感覺，在吾們普通人可謂隨感隨忘；可是對於佛陀，則給予其敏感的神經以有力之刺激，使他浮現涅盤的幻景。孔子學說適與此相反，乃為普通人的宗教，普通人固不普於敏感，否則整個世界將瓦解而分崩。

　　中庸的精神在生活與智識各方面隨處都表顯出來；邏輯上，人都不應該結婚，實際上，人人要結婚，所以孔子學說勸人結婚；邏輯上，一切人等都屬平等，而實際則不然，故孔子學說教人以尊敬尊長；邏輯上男女並無分別，而實際上卻地位不同，故孔子學說教人以男女有別。墨子教人以「兼愛」，楊朱教人以「為我」，孟子則兩加排斥，卻主張親親而仁民，仁民以愛物。孟子稱：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子思則勸人取中和之道，這三種不同之方式，誠為極動人之比較。

　　專把性欲問題來談。性道德上有兩種相反的意見：一種極端由佛教及卡爾文（Calvin）主義來代表，這一派認為性是罪惡之極點，故禁欲主義為其自然之結論。另一極端為自然主義，這一派推崇傳殖力，現代有許多摩登男女是秘密的信徒。這兩派意見的矛盾，惹起現代摩登青年所謂精神的不安。像哈夫洛克·埃利斯在性的問題上，曾努力尋求純潔而健全的見解，以適應正常人類的情欲，他的見解顯然轉向希臘民族的意識方面，也就是人文主義的意見。至於孔子學說所給予「性」之地位，他認為這是完全正常的行為，不但如是，且為人種與家族永續的重大關鍵。其實對於「性」有最明晰之見解者，著者一生所遇，莫如《野叟曝言》。這是一本絕對孔教主義的小說。內容特著重于揭露和尚的放浪生活。書中主角，為一孔教的超人，他奔走說合那些光杆土匪和土匪姑娘的婚姻，勸他們好好替祖宗延續胤嗣。此書與《金瓶梅》不同，《金瓶梅》專事描寫浪子淫婦，而《野叟曝言》中的男男女女是貞潔而合禮的人物，結成模範夫妻。這本小說之所以被視為淫書，其唯一原因為作者把書中男女有意處於尷尬之環境。但是它的最大成果，確為婚姻與家族問題之可信的辯論，並發揚了母性精神。這一個對於「性」的見解為孔教學說關於情欲之唯一表彰者，子思在《中庸》中對於人類七情之意見，蓋反復申述「中和」以為教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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