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國吾民第十章中日戰爭之我見醞釀中的風暴(2)

第十章中日戰爭之我見醞釀中的風暴(2)

　　追溯到這之前的一年——1934年夏天，筆者在枯嶺寫本書時，就聽到了蔣要準備武裝抗日的傳言，心中不免產生許多疑竇。枯嶺附近的廬山，那個時候，有一個夏季軍事訓練團，從全國各地召來的軍官在這裡接受總司令親自指導的政治訓練，整個夏天，總司令每天都接連幾個小時地站在火辣辣的太陽底下，大講特講抵抗的必要性，裝備條件的懸殊，以及民族自己的準備。所有的官員都心悅誠服地回到自己的地方軍隊裡。不過，他們對自己的直接上司的忠誠也減少了。然而，除了這些軍訓團裡的講話之外——這些講話通常都是保密的，我沒有看到任何打算抵抗的具體跡象，給我的印象是總司令極其狡猾。他在日本問題上也是愛國的，這一點他竭力在我和中華民族面前掩飾。日本人揚言「蔣介石一定要推翻」，第一次使我確信蔣準備民族自衛、抵抗侵略的那些表白是真誠的，我的直覺沒有錯。

　　由於蔣介石不在乎民眾是否知道他心裡想的是什麼，由於有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由於在日本與日俱增的奢求面前政府仍舊採取卑躬屈膝的對外政策，故而實際上一直到1935年夏天之後，人們才開始風傳蔣是在為抵抗作著準備。對此，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來表示相信或不相信。蔣介石過去在滿洲事件、上海戰爭和塘沽協定中採取了不抵抗政策，這一直對他很不利。但像我這樣略知一點內情——即民族自衛的準備正在進行——的人，認為他過去的罪孽都能得到寬恕，因為他不是從感傷的愛國角度出發，而是從軍事組織、交通或通訊設備、供給和照顧傷員的能力等方面來考慮的，這是要用客觀事實和具體數據來說話的，像一個軍人該做的那樣。用來說明他正在加強個人對全國的統治的事例，不僅有空軍的建立，還有其他一些具體事例，如乍浦海防工事的加固，高中和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必須接受軍訓，為防止日本封鎖東海岸而不分晝夜地修建廣東到漢口的鐵路，對醫護人員的調查等等。就我個人而言，我已經在私下寬恕了他。

　　1935年8月以來，這個人對共產黨提出的統一戰線採取了頑固不化的態度，對此，本人仍然深為不滿。這種態度直到他在西安被綁架時才被迫有所鬆動。他到西安，本意是要加強那裡的剿共運動，他離開西安時，則已經相信了共產黨的誠意；共產黨本來可以在那裡要了他的命，但是他們卻力主將他釋放，並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我也感到，如果此時蔣介石繼續對日採取不抵抗主義，無窮的暴亂就會發生（就像1936年所發生的廣西反叛那樣），他就很難再將中國攏在一起，儘管他佔有軍事上的優勢。另一方面，抵制日本威脅的公眾情緒是如此熾熱，以致於只有通過在民族自衛中擔當領袖，他才能把他在中國的軍事統一變成真正的道德一統。我覺得，如果他能公開擔當這個重任，他就會成為人們衷心擁護的民族領袖，就會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之一，當時的條件就是如此。但是，無論何時，只要他稍作猶豫，放棄了民族抵抗（這一點從他出了名的頑固和見識來看是不可能的），那末，整個民族就會聚集到那些繼續抗戰的將軍身邊。直到今天，事實仍然如此。我們大家也不例外，哪怕你是英雄也罷，普通百姓也罷；是被環境所支配的木偶也罷，控制局勢的人也罷。恰如中國格言所雲，到什麼山頭唱什麼歌。

　　同時，對於仍然懷疑蔣的愛國領導的中國人來說，戰前時代的中國確是一幅令人厭惡和失望的畫面。還要我來講講無恥、兇殘的日本侵略，以及中國方面同樣無恥的投降態度和對所有反日情緒的無恥鎮壓嗎？我是否應該從頭講講日本的卑鄙、不可忍受的傲慢，以及中國人難以容忍的恭順和屈從，乃至稍有些許自尊心的人們就活不下去的生活條件？當日本浪人在北京的一個市場對婦女進行調戲和哄笑時，中國的丈夫們只能在旁觀看，束手無策，而此時的北京尚在中國控制之下，中日尚未交戰。難道這兩個民族不應該一決雌雄，結果使中國要麼保持一個平等的國家，要麼淪為日本的附庸國，中國政府是如何不惜實行最嚴格的新聞檢查並嚴格禁止示威遊行以壓制反日情緒的呢？儘管有著種種防備，學生的示威遊行還是爆發了，北京的警察竟然揮舞著大刀朝學生砍殺。是同樣的大刀，燕京的學生們曾經送給過去在長城上抵禦日本軍隊的第二十九師；還有，在寒鳳刺骨的天氣裡，警察們拿著消防水管朝示威遊行的學生身上澆涼水。1930年5月，我目睹了成千上萬的北平學生的一次示威遊行，後來都血流滿面地坐在黃包車裡被拉回去。但是政府的新聞檢查是如此的嚴格，幾天之後我回到上海，發現上海的中國報紙沒有登出一條有關遊行示威的消息。回上海途中，在天津東站，我親眼看到日本貨物在光夭化日之下走私進來。大堆的日本棉花和食糖聳立在一個中國的火車站上，四五個日本人和朝鮮人兩腿叉開，穩穩地坐在板凳上，而中國的火車站的鐵路警察則只能兩眼瞪著看，敢怒不敢言，因為人家有治外法權！日本的走私犯在天津，曾在半夜裡把中國旅客從三等車廂裡趕下來，又把他們的貨物從窗口塞進去。中國的鐵路只得把他們的走私物品運往濟南，還要被罵為反日，「對中日合作沒有誠意」。中國的鐵道部曾經頒佈過一道命令，不具備表明已經付過關稅的證明書的貨物，火車站一律不能接受托運。但是，日本領事館則宣佈，這樣做是再合情合理不過的了。如果誰敢動日本和朝鮮走私犯一根汗毛，他就要承擔全部後果，從賠償到遭受軍事處罰。日本的軍艦已經把中國的海關小艇繳了械，並且嚴禁他們在山海關的水面上巡邏，山海關成了一隊隊日本汽艇和帆船卸貨的港口。中國海關的船隻與日本船隻相遇，都會被視為對日本旗的大不敬，事實上這種情況也確實發生過一次。1935年中國海關的官方報告說，在僅僅9個月內，華北的大量走私已使關稅直接收入的損失超過2500萬元中國貨幣。然而，關於這種大規模走私哪怕是隻言片語的報道或評論，在中國報紙上也是不許可的，儘管這種走私已經進行了一年多；直到倫敦和紐約的報紙紛紛報道詳情，中國報紙才開始有所披露。定縣（在北平附近）的一個中國鴉片商被逮捕，後來卻又不得不釋放，因為日本在京當局拍來了電報，日本遊客要去遊覽和視察清華大學和其他在北京、上海的大學圖書館，市政府會通知中國的學校當局把那些可能提到滿洲淪陷的大批現代歷史書籍藏起來或銷毀掉。兩則有關廣田的並無什麼惡意的幽默小品文，也從我的雜文集中被刪去，這樣，我的上海出版商才敢出版。我在上海的一家英丈週刊上發表的關於日本人不斷增加的影響，以及學習日語的明智，結果遭到了剛從日本歸來的外交部情報司的頭目的嚴厲警告，週刊的負責人不得不立刻連夜乘車到南京疏通關係，並發誓今後要規規矩矩。那些年裡，在上海的中國報紙上，我從未讀到過一篇涉及到日本的社論，談論日本是不允許的。《新生活週刊》發表了一篇來槁，把「滿洲國的皇帝」描繪作「傀儡之傀儡」，結果，上海的中國法院在日本的直接壓力下，判處壯經理14個月的監禁。事後，一位年輕的讀者讀到有個姓杜的人正好在這段時間裡死去了，便誤以為是那個愛國的杜經理，於是他悲痛得自殺了。復旦大學和上海其他大學發起了一次遊行示威，學生們要求乘坐火車到南京政府門口示威。但鐵路當局硬是不讓他們上火車。於是，學生們搶到了幾節車廂，機械系的學生駕駛著火車頭，但車到蘇州之後，中國當局扒了鐵道，強迫學生疏散，並返回上海。另一次本已準備好的上海大學生的示威遊行，又因中國憲兵闖入復旦的男女生宿舍抓走8個學生而告夭折，那是在1936年3月24日。次日，除英文報紙在頭版頭等刊登這個事件之外，中國報紙對此事只是一筆帶過，還刊登了新聞發佈中心發表的一篇淞滬警備司令的發言：少數共党學生如此無視法紀，指揮總部的聯絡官員命令上述學校當局交出共党不法分子，同時提醒那些好學生不要被共党利用，勸說他們要專心讀書。近在1936年秋，8個^①很有聲望的中年編輯和律師沒有一個人有任何共產黨嫌疑，但全部在上海遭到逮捕和關押，罪名是公開組織反對日本侵略的團體。直到戰爭爆發才被釋放，因為其時孫逸仙夫人到法院抗議，要求同服愛國罪：「如愛國無罪，則應同享自由。」

　　①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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