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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日戰爭之我見 醞釀中的風暴(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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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3年前的1935年就看到了這一切,我看到未來有一場不可避免的武裝戰爭,同時也看到中國通過這場戰爭也同樣會不可避免和不言自明地得到新生。因為現在堅強的抵抗基礎是牢固地紮根於1932年日本強佔滿洲之後的歲月裡,這一點十分明瞭。這種抵抗不是開戰後一夜之間的產物,不僅僅是由日本侵略者的種種令人難以想像的暴行所引起的。應該說,日本對中國的不宣而戰,是始於1931年9月18日。從那時起,一直烽火連天,未曾間斷。中華民族看來也算是較為「現代化」的,但是,直到他們被激怒並氣得跳起來,直到他們看到日本人在吃掉滿洲之後,仍然饑腸轆輛,胃口越來越大,並且已經在覬覦整個華北,直到此時,中國人抵抗日本的決心才具體起來,堅定起來,才真正深入人心。自1932年至抗戰的全面爆發是中國人憤怒到了極點的年代,也是日本人自己幫助中國人民進行「精神大動員」,並將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之火和對日本仇恨的烈火煽得熊熊燃燒起來的年代。 筆者認為,這種狀況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在自己的版圖日益被蠶食鯨吞,光天化日之下成千上萬美元的日本貨在日本領事館的庇護下走私進中國之時,在跟隨日本軍隊之後的毒品交易卑鄙而又鬼鬼祟祟地進行之時,中國入感到極度的憤怒,而政府則因害怕鬧出事端而去拼命地壓制這種憤怒,不讓它發洩出來,但它必定會逐漸積聚成一股力量,最終爆發出來,吞沒任何在日本無休止的侵略面前採取不抵抗政策的政府。由於從1932~1936年的五年期間,人們內心普遍的民族恥辱和抗戰要求受到了壓抑,無法以任何明確的形式表達出來,以下這些相互交錯,相互激化的矛盾,便使得一種壓力持續增長:1.日本軍閥企圖分裂華北5省的罪惡陰謀對國人造成的巨大壓力;2.3.國民政府為防止任何不測事件而對人民情緒的任何表露方式進行鎮壓,因為它正在作著抗戰的準備;在這種穩固而持續增長的壓力下,整個民族實際上已經怒不可遏,他們要氣「瘋了」。察哈爾-河北政權的黑暗陰謀籠罩著這兩個省份,政府方面態度曖昧不知何時何地才會挺身而出,不再一味退讓,這一切都使人沮喪,我深切地感到只有順從人民大眾的抗戰要求,與日本決一雌雄,我們的民族才會恢復精神上的平衡。這場戰爭就會像一場風暴,一掃陰晦濁氣,讓人們能在清新的氣氛裡暢快地呼吸,儘管這是不平衡的氣氛。完全覺醒的人民,就能把從滿洲被蹂躪以來積聚已久的對侵略者的仇恨發洩出來,從而感到自由和清醒。在這樣的情況下公開宣戰,從心理上講,是十分有利的。因為我相信,如果一槍未發就放棄長城以內北方省區——日本人可不會放鬆進攻——我們民族就會進入持久的壓抑狂狀態。事實證明,不管中國有無準備,要求抗日的浪潮如此高漲、如此強大,它席捲了阻擋它的一切事物,並且在西安差一點連蔣介石也吞沒掉。如果蔣介石不能夠向捕獲他的人證明自己有抵抗日本進一步入侵的誠意,他就不會被活著放出來。他的這種想法早已堅定、清晰地活躍在他的腦海裡,不過是他拒絕公開向人民宣佈罷了。 這種形勢之下蔣介石的一個怪僻行為是他一方面積極準備作不可避免的戰鬥,一方面又在力爭取時間而拖延,整個民族則被蒙在鼓裡,不知道在這場民族解放戰爭中是否有一個能給人以希望的領導。在南京,有一個遠東高明的棋手坐鎮,他是所有時代最偉大的政治棋手之一。一個高明的棋手是冷靜的棋手,這個異乎尋常的神秘人物,10多年來,我看著他出人頭地,走上了榮譽和權力的寶座,他有時會表現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他冷酷、老謀深算、頑固不冥(很不像中國人的作風)。更有甚者,他也是一個採取行動,但從不把他的計劃公諸民眾的人。蔣的這種「慘無人性的冷酷」,不但在他命令張學良絕對不抵抗就放棄整個滿洲時得到了證明,1932年他拒絕給上海的十九路軍提供援助也是一個明證。這時,日本人已公開挑戰。就人民看來,這時中國已經在抗擊日寇了。這種態度殊非像我這樣的凡夫俗子之所能採取。如前所述,蔣介石深信自己是正確的,即使遭到整個民族的譴責,即使成為孤家寡人。他認為中國還沒有準備妥當,這不僅是指軍事訓練、軍事裝備方面,主要是中國尚未緊密團結起來。上海的戰爭爆發於1932年,但就在1929年,他還在華中和華南攻打汪精衛、張發奎、石友三、唐生智以及廣西將軍李宗仁和白崇禧,直到1930年,他還在華北攻打汪精衛、馮玉祥和閻錫山;在江西,他正在圍剿那裡的共產黨,而1933年圍剿又達到了頂峰。 順便說一句,江西的共產黨早已向日本宣戰了,並且從1932年以來就在實際上與日軍作戰。日本想在中國「殲滅共產黨」,這也是蔣介石一心一意,堅定不移地正在進行的事。但是因為共產黨既想打敗日本又想打敗蔣介石,也因為蔣介石不允許日本打共產黨,所以日本就想打敗蔣介石,以便指揮蔣介石去打共產黨,它不讓蔣介石安寧,直到蔣不再打共產黨,而是和共產黨的「紅色拿破崙」朱德一起去打日本。戰爭開始了,日本很快就發現它的唯一目標是「摧毀蔣介石」,因為蔣介石是反日的,儘管他也是反共的。我知道不久日本就會發現它將「打倒」蔣介石,因為蔣介石不但是反日的,還是親共的。 然而,這場高級喜劇正在日本軍國主義者和外交官員中上演的同時——這場戲我們今後還會看到——中國人民正處在一種舉國失望乃至發狂的可怕氛圍之中。第一線希望1935年夏天才來到,日軍宣佈要摧垮蔣介石。對那時也正處於絕望的深淵的我來說,無疑是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好消息。此時日本在中國的軍國主義者們狂妄之至,駐南京的日本大使館武官公開揚言,他奉命出使的這個友好政府的首腦應該被推翻。此後,華北日軍的權威人士多次發表公開談話,他們喜歡在報紙上露面,並極為坦率地向記者闡明日本的企圖。這些言論有兩個效果,卻都令人震驚:首先,蔣介石也是一個人,有著常人共有的七情六欲。他尤其是一個天生的、勇敢的、戰鬥到底的勇士。日本公開挑明的敵意惹惱了他,就像波斯貓的毛被逆向搓撫了一樣;第二,也是更為重要的效果是,日本對蔣介石的指責,反而立即為蔣開脫罪責了,在中國人民眼裡蔣介石不再有親日的嫌疑了。中國人民開始把他當作民族領袖而聚集在他周圍,這種事情是前所未有的。中國人和日本人為實現各自的目的,鬥爭了那麼長時間,這使中國人本能地意識到,凡是日本人說是有益於中國的必定有害於中國;反之,凡是日本人說是有害於中國的,必定有益於中國。因此,當日本人宣佈視蔣介石為中國人民的敵人時,中國人就感到他肯定是自己的救星。簡而言之,如果日本認為蔣是壞人,這就證明他是個好人。如果他不是為中國做事,日本人就不會企圖「打垮」他。1935年夏天,幾個有影響的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這些聲明,使中國人民深信蔣介石正在準備抵抗,只不過是他不能講出來罷了。以往曾經非難和指責蔣介石的人也開始改變了他們對他的看法,齊心協力支持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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