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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文學生活 西方文學的影響(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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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1929年不到兩年的時間裡,長長短短有超過100本的俄國文學作品,以狂熱的速度湧進中國的圖書市場。這時,國民政府才真正從夢中醒了過來。這些書籍的作者有:盧納察爾斯基、裡亞比丁斯基、米歇爾斯、法捷耶夫、革拉特科夫、柯倫泰、希什科夫、羅曼諾夫、皮涅克、奧格涅夫、索斯諾夫斯基、沙基涅、雅科夫列夫、阿列克、塞·托爾斯泰、傑米多夫、愛倫堡、阿羅塞夫、巴別爾、卡薩特金、伊凡諾夫、伊娃、盧滋、桑尼卡夫、塞佛林娜、巴赫米大夫、費定、綏拉菲摩維奇、普裡希雯、謝苗諾夫、肖洛霍夫、尼·瓦、維塞裡、左琴科、特列季亞科夫、索保爾、科羅索夫、福爾曼諾夫,以及菲格涅爾。這裡我們當然還未曾提及革命前的「偉大的俄國人」,諸如普希金、契訶夫、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他們在這之前就為讀者所熟知了。契訶夫的全部作品已被翻譯了過來;托爾斯泰的作品譯出的有20部,其中包括篇幅冗長的《戰爭與和平》(節譯)、《安娜·卡列妮娜》和《復活》。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深受讀者青睞的作家(他的7部作品,包括《罪與罰》均已譯出);屠格涅夫也早已為人們熟知(他的作品21部已譯出)。跨越兩個時代的高爾基自然是人人皆知的。厄洛聖卡夫、安德列耶夫和阿爾志跋綏夫由於魯迅的影響也很受歡迎。作為一個狂熱追求俄國式東西的標誌,我們可以提及以下這個奇異的事實:那就是在100多部革命後出版的作品中有23部有兩種以上譯本,由不同的公司幾乎是同時競相出版發行,其中有四部同時有3種譯本。在較為流行的作品中,也許應該提一下柯倫泰夫人的《紅色的愛》(2種譯本),革拉特科夫的《水泥》(3種譯本),奧格涅夫的《科斯佳·裡亞布采夫的日記》(3種譯本),阿爾志跋綏夫的《薩寧》(3種譯本),綏拉菲摩維奇和皮涅克的各種各樣的作品,西什科夫和伊凡諾夫的戲劇,以及盧那察爾斯基的評論文章。 讓年輕的中國一次吃掉這麼多東西,看起來是多了一些,倘若產生消化不良倒也無可厚非。怪不得霍桑和阿納托爾·法朗士都已絕望地過時了。當局現在揉著自己的眼睛,想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並正試圖做著什麼。他們到底能做什麼,結局如何,無人能夠預料。新聞檢查容易實施,近來也已經付諸行動。難辦的是,怎樣才能使人們對現狀感到滿意,有三種途徑可達此目的。其一,謀些好差事給那些作家,這方法有時也挺管用的。其二,禁止那幫作家發洩憤滿之辭,這自然是愚蠢之舉。其三,把現狀改進得讓國家民族確實滿意,這僅僅靠新聞檢查部門是做不到的。中國人現在可分為樂觀主義者和悲觀主義者兩派,且後者居多數。除非是做大量建設性的工作,提出些踏踏實實的設想,保持平衡的批判思維能力,否則光靠標語口號,靠華而不實的嘮嘮叨叨,是不會造就出一個新國家來的,無論它是共產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老一輩中國人想把中國拉回儒家學說的軌道上,包括對婦女的幽禁,對寡婦守節的崇拜等等,但這反而會使新一輩中國人冷漠反感。與此同時,那些共產黨的理想主義者,腋下挾著卡爾·馬克思的著作,蓄著蓬亂的頭髮,抽著俄國捲煙,不斷地攻擊這個,指責那個,也解救不了中國的苦難。文學這東西,依我看,仍舊是文人學士茶餘飯後的消遣,舊派也罷,新派也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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