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國吾民第七章文學生活文學革命

第七章文學生活文學革命

　　確實需要進行一場文學革命，這場革命在1917年終於爆發了，由胡適博士和陳獨秀領導，主張用白話進行文學創作。當然，在此之前已經有過幾場革命。唐朝的韓愈就反對過五六世紀的績麗文風，提倡使用簡明的文體，恢復一種更理智的文學標準，使我們能夠看到一些可讀性較強的散文。但這卻使我們回到了周代的早期文學，仍然是正統的觀點；它僅僅是模仿古人，這件工作並不容易，韓愈之後，文學風尚時而模仿周代，時而模仿秦漢。當韓愈自己也足以被稱作古人的時候，唐代也變成在不同時期供人模仿的盛世了。宋人模仿唐人，明清作家模仿唐宋。這樣，文學風尚就成了各種模仿之間的競爭了。

　　只是到了16世紀末期，才忽然崛起了一位人物，宣佈「今人寫今語」，表現出一種徹底的歷史眼光，頗有遠見卓識。這個人就是袁中郎，此外還有他的兩個兄弟。袁中郎敢於以俗語尋常語入文。他提倡的文體曾蔚然成風，有一群追隨者，自成一派，這就是有名的「公安派」（公安是袁的家鄉）。正是他曾致力於把散文從當時刻板浮誇的格局中解放出來。正是他曾說過，寫文章只須「信腕信口」，也正是他盡力主張作家要有個人風格，相信文學只是「獨抒性靈」，而性靈是一定不能受到壓抑的。

　　然而，常語、俗語的運用，不久就遭到正統的御用批評家的竭力反對。在所有的文學史書中，袁中郎都被斥為「輕薄」、「粗俗」、「不正統」。直到1934年，這位個人風格的奠基人才被人們從部分或完全埋沒中拯救出來。不過，即使是袁中郎，也沒有勇氣和膽識去提倡「白話」的使用，或者在寫作中滲入方言土語。倒是那些通俗小說的作家，放棄了一切追名逐利的企圖，被迫用白話寫作，以求得大眾能夠讀懂，是他們在活的語言中奠定了文學的基礎。所以，當胡適博士提倡使用白話的運動展開之時，其準備工作已經由1000年以前的小說家為他完全做好了，這也是他反復強調的。凡是用新的方式寫作的人，都已經有了第一流的佯板。這樣，僅三四年光景，白話文運動就取得了輝煌的成功。

　　文學革命之後，出現了兩大變化。其一，出現並形成了一種有個人特點，無拘無束的寫作風格，以周氏兄弟為代表，即周作人和周樹人（魯迅）。值得注意的是，周樹人受公安派影響極深。變化之二是：「漢語的歐化」，兼有句法和詞匯兩者，前者看上去是愚蠢的，而後者則是不可避免的。西方術語的引進是很自然的，因為舊的術語已不足以表達現代的概念。這一變化始於19世紀90年代的梁啟超。但在1917年之後卻愈演愈烈。人們對西方事物已有深刻的癬好，而漢語的歐化可以說是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癖好。不過這種引進的文風離漢語太遠，因而無法長久。這種情形在翻譯國外著作中尤為惡劣，它使得所著的東西不僅荒謬，而且使中國的一般讀者無法讀懂。

　　這實在應歸罪於翻譯者，因為他們井沒有完全掌握那種外國語言，未能理解整句的含義，故而不得不逐字硬譯（Notre Dame de Paris《巴黎聖母院》實際上曾被譯為《吾之巴黎妻室》）。請再設想一下，如果將英語先行詞後面的長定語（現代漢語中無此格式）翻譯成漢語，先來上整整幾行一連串的修飾語，然後再出現中心詞，當是何等怪誕模樣！有一些變化顯然是進步的，比如鬆散結構的引進。以往不可能將「如果」從句放在主句之後（我不去了，如果下雨的話），而現在卻可以這樣做了。這使散文變得更為流暢、更為靈活。

　　中國的散文有一個偉大的未來。它很快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的散文在表現力和優美上相匹敵。最好的現代英語散文之所以出類拔萃，是由於它健康地融台了來自日常英語的既具體又形象的詞匯和出自羅馬傳統的意義更確切並兼有書卷氣的詞匯。這樣一種書面語言認為「新聞嗅覺」、「知識網」、「語言的漂流」、「乘著勝利的潮流前進」、「魯依·喬治與保守黨調情」等表達方式是優秀的、標準的語言，那麼，這種書面語就會成為一種雄渾的文學語言的媒介。錯誤的文學標準將清除諸如「嗅覺」、「網」、「漂流」、「潮流」、「調情」等詞語，強迫代之以「欣賞」、「積累」、「傾向」、「前進」等等。語言的活力即刻失去。在漢語中具體與抽象兩大類詞語相當豐富。漢語的基本構造完全是具體的並非抽象的，像盎格魯－薩克遜語一樣。而經典文學的傳統留給我們的詞匯，則更偏重藻飾，詞義也更精確，與英語中的羅馬語部分相類似，如果有一位真正的文學巨匠將這兩個因素融合在一起，那麼他就會造就出一種具有最大的表現力，最優美的散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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