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國吾民第七章文學生活文學與政治

第七章文學生活文學與政治

　　自然，語言的束縛帶來了思想的束縛。文言是死的，根本不可能表達一個確切的思想，結果總是泛泛而談、模糊不情。在這種泛泛而談的氣氛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學者們，完全缺乏邏輯推理的訓練，故而議論中經常顯示出一種極端的幼稚。這種思想與文學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種認為思想與文學互不相關的情形。

　　這就把我們帶到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上來了。要弄懂中國的政治，就得瞭解中國的文學。我們或許應該避免「文學」一詞，而說「文章」。這種對「文章」的尊崇，已成為整個國度名符其實的癖好。這一點在現代的公告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無論學生團體、商業機構、還是政治黨派，在草擬這樣的公告時、總要先考慮語音是否嘹亮悅耳，詞藻是否可以修飾得更華麗。而報紙的讀者在讀這樣的公告時也是首先考慮到讀起來是否美妙動聽。這種公告常常言之無物，但卻總是講得很漂亮，即便是露骨的謊言，只要說得漂亮，也會受到讚揚。

　　這樣就導致了這樣一類文章的出現，它們一旦被譯成英語，看上去就極端愚蠢。我們看到最近有一個重要的政治黨派的公告是這樣寫的：「凡有損吾國權益侵犯吾國疆域者，吾輩將逐出之！凡危及天下承平者，吾輩將制止之！吾輩決心……吾輩將竭盡全力……吾輩需精誠團結……」現代的大眾將拒絕接受這樣的一個公告。他們需要詳盡確切的分析，說明當時國內外的政治形勢，以及「逐出」侵略者和「制止」侵犯世界和平者的具體途徑和方法。這種文學上的惡習有時會愚蠢到極點。有一則銷售絲襪的商業廣告竟長達500字，第一句是：「自從東三省淪陷以來……」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人都是心智簡單的愚氓。他們的文學充滿了泛泛而談，但卻很不簡單。相反，儘管有表達上模棱兩可、泛泛而談等毛病，卻也造就了一系列優美的表達技巧。這似乎有些奇怪，中國人對這種文學的訓練極為嫺熟，已經學會了如何透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文章的真意。是外國人的無能，讀不出字面以外的意思呢，還是糟糕的翻譯家的錯誤，在翻譯過程中失去了漢語所謂的「言外之意」，結果使得外國記者既罵中國又罵自己，認為自己無法確切弄懂那些用字巧妙，表面上又沒有任何惡意的公告。

　　中國發展了一種美飾文辭的藝術——如上所述，這大致上要歸因於文言的單音節性——而我們也信仰言辭。我們靠言辭活命、靠言辭來決定政治或法律爭鬥的勝負。中國的內戰總是以互相通電為形式的筆墨戰為先導，平民百姓們刻苦地研讀這些相互謾駡之詞，還有客氣的反駁，甚至有厚顏無恥的謊言。人們辛勤地研讀並試圖判斷哪方的文體風格較為活潑典雅，勝對方一籌。與此同時，他們也完全明白，不祥的陰影正籠罩在地平線上。這就是漢語裡的「先禮後兵」。即將叛亂的政黨總是把中央政府說成「腐敗」、「賣國」，而中央政府則更加圓滑地要求叛黨「團結一致」、「致力於國家的統一」、「因為我們生於國難當頭的時代」云云。與此同時，雙方的軍隊已越來越靠近決戰前線，壕溝也越挖越深。找到漂亮藉口的黨派總能在大眾眼裡獲勝，於是，死的語言就變成了騙人的語言。只要你有一個中聽的藉口，你想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

　　以下是中國人善用文學技巧的一些例子。當某省政府準備實行鴉片公開銷售政策時，他們發明了一個聰明的四字訣作為口號：「寓禁於稅」。只有這條標語才能將此項政策推行下去，任何其他口號都不能代替，上海戰爭之後，中國政府從南京遷都洛陽^①，美其名曰：「長期抗戰」。在四川，一些軍閥強迫農民種植鴉片，竟聰明到想出要徵收「懶稅」來懲罰那些懶得不想種鴉片的農民。前不久，四川又炮製出一種新的稅，稱為「友好稅」，換言之，現在的田賦已經30倍于正常值，要在此之上再附加一項，以使老百姓與士兵之間變得友好，讓老百姓把錢付給士兵，使士兵不再自己外出搶劫。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私下經常笑話那些洋鬼子「頭腦簡單」的原因。

　　①原文如此。

　　這種文字災難只可能發生在一個篤信錯誤的文字標準的國家，事實上這是錯誤的小學作文教學法所帶來的惡果。一個現代的中國人，目睹這種文學暴行的出現，他只能做以下的兩件事情中的一件。其一，他可以採取傳統的文學態度，僅僅把它視為純正的文章，不見得非要與應該敘述的事實有什麼關聯，然後品味其中的言外之意。否則，其二，他就必須要求文字與思想更為接近，要求一個新的文學標準，用一種更能表現人們的生活與思想的語言來寫作。換言之，他必須把這拖遝冗長的表達方式的氾濫，更多地看作一種源于文學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惡行。但他也必須相信，只有剔除這種文學上的惡行，才能清除掉政治上的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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