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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文學生活 學術成就


  我們有一種非經典性的文學,也就是由那些敢於打破經典性傳統的無名作家所創作的想像的文學。他們直抒胸臆,為創作所帶來的歡樂而進行創作。

  在討論這些構成西方意義上的優秀小說和戲劇之前,也許應該先考慮一下經典文學的內涵,考慮一下中國文學的特性,考慮一下眾多的文入學士們的生活與教養。他們靠人民養活,主要從事道德說教,沒有任何有意義的創造。那末,這些學者到底寫了些什麼,他們內心深處在想些什麼呢?

  中國是一個學者的國度,文人學士是統治階級。至少在天下承平之年,十分提倡對學術的崇尚。這種對學術的崇尚甚至已經達到一種普遍的迷信程度,任何寫有文字的紙張都不可隨意丟棄或派其他不適當的用場,而是應該收集起來焚于學堂或寺廟內。戰亂年代,情形稍有不同,兵丁常常闖入文入學士家中,不是把古本珍本藏書用來饒火,就是用來擤鼻子,或者乾脆連房子一股腦兒付之一炬。然而這個民族的文字活力過於旺盛,兵丁們書燒得越多,人們藏書的規模卻越大。

  在公元600年左右的隋朝,皇家藏書已達37萬冊。到了唐朝,皇家藏書計有20萬零8千冊。1005年的宋朝,編就了第一部類書,共計1000卷。接下去一個御覽版本是《永樂大典》,由永樂皇帝(1403~1424)召集人員編成,計有22877卷,裝成11995冊,收集了經過編選的古代稀有著作,清朝,乾隆皇帝最具有政治家風度之一舉,乃是詔令徹底清查尚存的書籍。其表面目的是要將其加以保存,而另一個同樣重要的目的是銷毀那些對滿族統治流露不滿的著作。他成功地收集了36275卷冊,全書繕寫成七部,定名為《四庫全書》。但他也同樣成功地或部分或全部銷毀約2000部書籍(其中有的部分罹難,有的則是全書遭到厄運)。這次運動造成的文字獄約達20起之多,作者或被革職,或被監禁,或被鞭打,有的甚至喪命,有的宗祠遭毀,有的家人被賣為奴——這一切都僅僅因為一字之誤!《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所收書籍,都是依照正統標準認為值得加以保存的。有不少書籍僅在提要裡簡略介紹了一下,卻沒能收入《四庫全書》以期永久流傳。這些準備永久保存的書籍當然不會包括像《水滸傳》和《紅樓夢》這樣名符其實的獨創性著作。不過其中包括大量的「筆記」,寫的都是些雞毛蒜皮的瑣事,從歷史考據到香茗名泉,以及狐仙、水怪、節婦的小品,都是中國學者的興趣所在。

  那麼,這些書裡講些什麼呢?考察一下由《四庫全書》統一流傳下來的中國國書的正統的分類系統是十分有趣的。中國的書籍分成四個大類:(一)經,(二)史,(三)子,(四)集。經部包括經籍及其注釋書籍,這浪費了中國學者的大部分光陰。史部包括斷代史、專門史、傳記、雜錄、地理(包括遊記、鄉土記或名山志)、行政體系、法律、法規、書目文獻和歷史批評,幹部之名,原借自周代諸子,後來包括中國各種專門技藝和科學(正如西方大學裡的哲學),有軍事、農業、醫藥、天文、占星、巫術、算命、拳術、書畫、音樂、房屋裝飾、烹任、草木鳥獸蟲魚、孔學、佛學、道學、參考書籍,以及許多上面已經提及的「筆記」,記載了雜亂無章、未經篩選、道聽途說、未曾分類的資料,內容涉及所有的宇宙現象,尤其偏愛那些怪誕的和超自然的現象。在流行書鋪內,小說也劃入此類。集部可稱為文學部,因為它包括了學者的文集、文學批評,以及專門的詩歌集和戲劇集。

  科學的分類總比其內容顯得更加儀錶堂堂。事實上,中國並無專門的科學可言,只有系統解釋古籍經典的小學和史學確實是經過確切分類的知識的分支,也給人們提供了煞費苦心去鑽研的領域。天文學中除了那穌教士的著作之外,其他都與占星術極為接近,動物學和植物學十分接近烹任法,因為許多動物、水果和蔬菜是可供食用的。一般書鋪裡,醫學通常與巫木和算命相放在同一個書架上;心理學、社會學、工程學和政治經濟學都蘊藏在筆記之類的書籍裡,其中有些作家的作品,被劃入子集的動植物學和史集的雜錄之中,他們獲此殊榮是因為他們筆記的專門化性質,但是他們的著作,突出者除外,在神韻和技巧上,與集部的那些筆記並無根本區別。

  大體上,中國學者有三條造就天才的途徑:真正的學術研究,科舉仕途,還有經籍意義上的文學。我們可以照此把中國的讀書人分為三種類型:學者、貴族和作家。培養學者和舉子是兩條根本不同的道路,故而人們很早就需要作出抉擇。曾經有一個舉人,或稱第二級候補官員,居然從未聽說過作為儒學十三經之一的《公羊傳》。也有不少卓有學識的學者一輩子都寫不出一篇「八股文」,去通過科舉考試。

  但是,古代中國學術的精神是值得讚美的。學者中的優秀者,能夠與西方的科學家相媲美。他們同樣執著地獻身於學術研究,含辛茹苦,儘管常常缺乏科學的技巧,他們的著作也常常不乏西方人那樣明晰曉暢的文體和縝密無懈的推理。在古代中國,做學問意味著艱苦卓絕的努力,要閱讀大量的書籍,且需具備一個幾乎超人的記憶力,因而只有終身致力於學業,才有成功的可能。有些學者能夠從頭至尾背誦洋洋大觀的司馬遷的《史記》。因為沒有任何索引系統,人們就不得不依靠自己記憶的貯藏量。事實上,容易在任何百科全書中找到出處的學問往往是被人看不起的,好的學者是不需要百科全書的。我們有不少這樣有血有肉的百科全書。如果真的需要查考出處,他們也畢竟不太在乎花費一時半刻,或者一天的光陰。英國貴族常常為獵取一隻狐狸而忙乎一整天,興致絲毫不減,中國的文人學士也以同樣的興致去「追蹤」自己的獵物。結果發現了與獵物毫不相干的東西時,他們也是同樣掃興,而迫蹤狐狸到了它的巢穴時,他們又是同樣振奮。正是有了這種精神,中國的學者才會單槍匹馬地創造出不朽的巨著。比如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鄭樵的《通志》,以及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和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清初學者顧炎武在研究文化地理學的時候,時常隨身攜帶三車書籍出遊,一旦發現史籍與事實不符,或與老人們的敘述(他第一手材料的來源)有出入,他會當即在文獻上加以更正。

  這種對知識孜孜不倦的探求,在精神上毫不遜色于西方科學家的工作。中國的學問中有不少領域可資苦攻和有條有理的研究。比方有說文、音韻史、古籍校勘、古籍整理,以及古代禮儀、習俗、典禮、房屋裝飾和習慣的研究,還有經籍中鳥獸蟲魚之名的查證核實,銅器、石雕、甲骨上的文字研究,以及元史中異族名字的考據等等。另一些人則醉心於研究儒家以外的先秦諸子百家,或者元雜劇、《易經》、宋代理學、中國繪畫史、古幣、中國的突厥語和蒙語等等,這一切都與師承和時尚等大有關聯。在清代中葉,中國的文學研究達到鼎盛時期,成果收入《皇清經解》和《續皇清經解》,有400種,共1000餘冊,包含某些對特別專門的學科和課題進行研究的文章。這些論著在本質和精神上,都與現代大學的博士論文極為相似。不過在學術上更為成熟,花費的時間也更長。據我所知,其中有一部作品竟花費了作者30年的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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