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國吾民第七章文學生活語言與思維(2)

第七章文學生活語言與思維(2)

　　確實，中國文字在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時候經受了一場巨大的變革，如今連孔門學者部分為兩大陣營：一派相信古文經學，研究孔宅壁縫裡免遭劫難留存下來的書籍，另一派則相信今文經學，研究那些年老學者憑記憶記錄下來的經典，這些老人在短命的秦朝倖免於難。然而始自公元前213年，持續出現了不少儒學著作，其形式相對來講有一些不太重要的改革。這些著作要為儒家經典作用于中國人心靈的催眠力負大部分的責任。

　　只要符合孔學早期著作，也就合乎整個文學傳統，漢代以後尤為如此，一個中國學生只要能讀懂一百年前的著作，也就能使自己讀懂13世紀、10世紀乃至2世紀的作品，這種方便程度如同一個現代藝術家能夠像欣賞羅丹的作品那樣欣賞維納斯。人們會納悶，如果過去對於我們來說不是那麼容易理解，那末古代傳統的力量還會如此之盛嗎？中國人的心靈還會這樣保守，這樣囿於過去嗎？

　　然而另一方面，這種文字的使用也有助於形成一種穩固的文學語言，稱文言，它與口語全然不同，因而也遠非凡夫俗子所能掌握。對口頭語言的記錄自然要隨活的語言的變化而變化，而文言由於不太受語音變化的影響，在習語和語法上有更大的自由。它不受到任何口語規則的束縛，並逐漸地有了自己的結構規律和大量的習語，這些都在歷代文人墨客的著作中積累下來。於是書面語就獲得了一種獨立的存在，不過多多少少也隨著不同文學樣式的變化而變化。

　　隨著時間的流逝，文學語言與活的語言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大，直到今天，照心理上的難度而言，學習古文與學習外文已相差無幾。文言與口語兩者的句子結構規律也大相徑庭，因而僅僅把現代漢語的詞句換成文言的同句，還遠不足以稱為文言文。比如「三兩銀子」，就必須在句法上能換為「銀三兩」，又如現代漢語中「我從未見過」，就必須寫成「餘未之見也」，賓語通常放在否定動詞的前面。現今的中小學生在學習古代漢語時常易犯習慣用法上的錯誤，正如初學法語的英國學生會說「je vois vous」一樣。如同學習外語需要大量接觸才能真正掌握其習慣用法，同樣，文言寫作也需要把名篇佳作反復背誦多年（至少十年），然後才能寫出像樣的文章，也正像只有極少數人能夠真正掌握一門外語一樣，事實上也只有極少數中國學者能夠寫出真正符合語法習慣的文言文。事實上，現在只有三四個中國人能寫出符合周代語言習慣的文言。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只能忍受那種連外國人也很容易就能掌握的充滿書卷氣的語言，這種語言已經失卻了母語的真味。

　　中國式文字的使用使得這種發展成為可能。而且，文字與語音的脫節又加強了文字的單音節性。事實上，口語中的雙音節詞在文章裡是可以用單音節字來表現的，因為字體結構本身已經使意義十分明確了。於是，我們在口語中需要講「老虎」，以區別於其他超過一打的發音相同的字眼兒，但在書面語中一個「虎」字也就足夠了。文言中的單音節字明顯多於口語，因為其背景是閱讀而非口頭發音。

　　這種極端的單音節性造就了極為凝煉的風格，在口語中很難模仿，因為那要冒不被理解的危險，但它卻造就了中國文學的美。於是我們有了每行七個音節的標準詩律，每一行即可包括英語白韻詩兩行的內容，這種效果在英語或任何一種口語中都是絕難想像的。無論是在詩歌裡還是散文中，這種詞語的凝煉造就了一種特別的風格，其中每個字、每個音節都經過反復斟酌，體現了最微妙的語音價值，且意味無窮。如同那些一絲不苟的詩人，中國的散文作家對每一個音節也都謹慎小心。這種洗煉風格的嫺熟運用意味著詞語選擇上的爐火純青。先是在文學傳統上青睞文縐縐的詞語，而後成為一種社會傳統，最後變成中國人的心理習慣。

　　這些文學技巧造就的困難，使得中國識字的人極其有限，這一點無需詳述。識字人的有限又反過來改變了中國整個社會結構和整個中國的文化氣質。人們有時會想，假如改用拼音文字，改用屈折語，那末中國人對他們的上級還會如此溫順和謙恭嗎？我時常感到，如果中國人能夠在其語言中多保留一些詞首或詞尾的輔音，那末他們不僅能夠動搖孔子權威的基礎，並且很可能早就打破其政治結構，讓知識得到廣泛傳播，出現長期的承平氣象，並在其他方面得以穩步前進，發明更多諸如印刷術、火箭之類的東西來影響這個行星上人類文明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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