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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 陰性的三位一體:面、命、恩(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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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等級觀念與等級內平等的觀念導致了中國某些社會行為規範的產生。這就是三個不變的中國法則,比羅馬天主教的教義還要永恆,比美國的憲法還要權威。它們是正在統治著中國的三位女神,不是蔣介石,也不是汪精衛。它們的名字是面子、命運和恩惠。這三位姐妹過去統治著中國,現在也如此。唯一真正值得一試的革命是反對陰性三位一體的革命。問題是這三位女人是那樣地斯文,那樣地迷人。它們使我們的祭司墮落,向我們的統治者獻媚,保護強者,引誘富豪,麻醉窮人,賄賂有雄心壯志的人,腐蝕革命陣營。它們使司法機構癱瘓,使憲法失效。它們譏笑民主,蔑視法律,拿人民的權利開玩笑,踐踏所有的交通規則、俱樂部規則和人民的家園。如果它們是獨裁的君主,長得很醜,就像狂怒的復仇女神,那麼,它們的統治就不可能長久。然而,它們的聲音是那麼溫柔,辦法是那麼和緩,腳步輕輕地走在法庭之上,指頭在靜靜地,嫻巧地移動,讓正義的機器停止運轉;與此同時另一隻手卻在撫摸著法官的面頰。是的,崇拜這些不信教的女性會給人帶來異常的舒適。因為這個原因,它們的統治還會在中國延續一些時候。 為了理解恩惠的含義,有必要瞭解中國人民多少年來美好而原始的質樸生活。中國人的社會理想一直是「寡政權,省刑罰」。個人的、人文主義的色彩總是會染在中國人的法律和政府的軀體之上。中國人對法律、律師,以及高度機械化了的社會,一概持懷疑態度。他們的理想是人民生活在高度的和平和閒適之中,並保持一定程度的原始的質樸。在這氣氛中,恩惠出現了;在這種氣氛中,古老中國最美麗的品德出現了——感恩,也即恩惠的另一面。這種感恩戴德之情在中國普通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農民中非常流行。一位受你恩惠的農民會一輩子記得你,記得你的恩惠。他還很可能在家裡為你豎一塊木牌子敬仰你,或者為你「赴湯蹈火」。確實,人民得不到憲法的保護,就只能乞憐于地方長官。然而,如果這位長官是仁慈的,那麼他的仁慈就要受到後人的熱情讚賞,因為它是無償給予的。有千萬個這樣的事例,人民圍著一位剛剛離任的,坐在轎子中的長官,跪在地上,眼裡浸滿了感激的淚水。這就是中國人感恩戴德最好的證明,是中國官吏所施恩惠的最好例子。人民只知道這是恩惠,不知道這是中國官吏們應該做的事。 在這種氣氛中產生的恩惠,它來自當權者和需保護者之間的私人關係。然而,它可以取代法律,事實也往往如此。一個中國人被捕了,或許是錯捕,他的親戚本能的反應不是去尋求法律的保護,在法庭上見個高低,而是去找長官的熟人,去求他的「恩典」。由於中國人非常重視個人關係,重視「情面」,這個去求恩典的人如果「面子」足夠「大」,他的說情往往能夠成功。這樣,事情總是很容易,比那耽延時日的官司花錢要少得多。於是,在權勢者、富人、有關係的人與那些不太幸運的、沒有關係的窮人之間產生了一種社會的不平等。 幾年前,在安徽有兩位大學教授,不小心說了幾句不當說的話,其罪責微不足道到荒謬的地步。就這樣,他們冒犯了當局,被抓去監禁了起來。親戚沒有什麼好法子,只得到省會去向該省的最高軍事長官乞求「恩典」。另一方面,同一省裡的一些年輕人,因賭博被當場抓獲。因為他們與省裡某一有勢力的團體有關係,他們不僅獲釋,而且還到省會去要求解雇那些抓他們的警察。兩年前,揚子江畔某城市的警察搜查了某鴉片館,並將其所截鴉片沒收。然而,某地方要人的一個電話,警察局就不得不為自己的失劄而道歉,並且在警察的護送下將鴉片送回。一位牙醫曾為一個很有權勢的將軍拔了一次牙。將軍大悅,授了一個頭銜給他,所以他的一生就可以享受一點將軍的榮譽。有一次,某部的電話員請他接電話,直呼了他的姓名,而沒有稱呼他的頭銜,他來到部裡,找到了那位電話員;當著軍事參謀部成員的面,扇了電話員的巴掌。1934年7月在武昌,一位婦女因為天熱穿短褲睡在戶外而被捕,監禁幾天之後便死去了。這位婦女原來是位官太太,那位警察於是被槍斃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報復是甜美的。然而,並非所有可能被捕的婦女都是長官的妻子。結果就不總是甜美的報復。儒家是贊成這樣做的。遠在《禮記》中,就有這樣的說法:「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於是,恩惠就成了社會等級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邏輯上必然導致儒家「仁政」的理想,即由講情面的仁人君子所管理的父母政府。莊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他講的難道不對嗎?孔子天真地認為國家有足夠的仁人去管理人民,他顯然計算失誤了。在人類生活的田園式質樸階段,這種理論可以行得通,然而在當今飛機和汽車的時代,這種理論註定要失敗,它已經悲慘地失敗了。 如前所述,這種現象引起的唯一可稱道的後果是特權和貴族階層的消失。這又將我們帶到命運這個題目上來。使這種明顯的社會不平等得以延續的因素是:沒有誰會永遠被踩在腳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經常調換位置。我們中國人相信人總有出頭之日,「天理循環」。如果一個人有能力,有韌性,有雄心,他就可能升遷,爬得很高。誰知道呢?一個豆腐商的女兒很可能突然被一個有權勢的官員和陸軍上校看中,他的兒子可能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當上了市長的看門人。一位屠夫的女婿,本來是一個中年鄉村教師,現在突然通過了科舉考試,像我們在小說《儒林外史》中看到的那樣。一位紳士從城裡跑來請他去住在自己的府邪;另一位來和他「換庚帖」,結拜了兄弟;第三位是個富商,贈送了他幾匹絲綢,幾袋銀子;知府自己則送他兩個年輕女僕,一個廚子,以免去他那個農民妻子的廚房勞動。那屠夫遷人了城市中的新宅,滿心歡喜,完全忘掉了自己以前是如何欺侮這位女婿的。他說自己一向堅信女婿會有飛黃騰達之日。他現在隨時準備放下屠刀,靠女婿安度餘生。這些事情一發生,這位進士的出頭之日也就到了,我們羡慕他,但我們並不認為這是不公平的。我們稱之為「命」,或者「運氣」。 宿命論不僅僅是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它是儒家傳統意識的組成部分。這種信仰與社會等級觀念緊密相聯,有以下說法為證:「安份守己,聽天由命」,「順應天命」。孔子在談到自己思想發展過程時說「五十而知天命」,又說,「六十而耳順」。這種宿命論觀點是中國人個人力量與滿足的來源,可以用來解釋中國人為什麼心靈是那樣平靜。既然沒有人能夠在所有的時候都幸運,而且好運氣不可能同時降到每個人身上,所以人們便樂於承認這種不平等的合法性,認為是很自然的事。有雄心有能力的人總有機會通過科舉升遷。如果一個人由於自己的運氣和能力由社會底層升至特權階層,那麼只能說是這次輪到他了。一旦進入特權階層,他就會愛不釋手。地位的升遷帶來了心理的變化。他開始喜歡社會的不平等,喜歡他所有的特權,他愛上了這個地位,就像拉姆齊·麥克唐納①愛上唐寧街一樣。麥克唐納走上那唐寧街十號的臺階,呼吸著那兒的空氣,感到心曠神抬。事實上,每個現代中國成功的革命家的臉上都經歷過這樣一個轉變。他用自己的鐵蹄踐踏著出版自由,其賣力程度,並不下於他在革命時期譴責過的軍閥們。 ①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1866~1937),英國政治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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