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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 社會等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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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似乎已經很清楚。在中國,實際上只有兩個社會階級。一個是衙門階級,他們遠在歐洲人還沒有來到中國之前就享受著治外法權,也不用領事裁判;另一個是非衙門階級,他們納稅,守法。講的稍微殘酷一些,中國只有兩個階級,在競賽中跑在前面的狗與落在後面的狗,他們也經常調換位置。中國人以自己樂觀的宿命論,高尚地完美地忍受著這種安排。在中國,沒有固定的社會階層,只有不同的家庭。他們隨著命運的沉浮而沉浮。有幸運的衙門家庭,也有不幸的家庭,後者的兒子沒有在衙門中管事,女兒也沒有嫁入衙門。實際上,沒有一個家庭是沒有什麼聯繫的。很少有一個中國人的家庭不會通過婚姻或通過熟人找到一個遠房的堂兄,該堂兄又認識一位張先生的三公子的教師,而這位張先生的媳婦是某位官僚的太太的妹妹,這個關係在有官司要打的時候是極有重要價值的。 衙門家庭又正可以比做榕樹。它們的根與根相交錯,再交錯,像扇子一樣展開。而中國社會就像是一個山上的榕樹林,經過一個調整過程,這些樹都在太陽底下爭到了一塊地盤,相互和平共處。有一些樹所處的位置較其他為好,他們就相互維護並保持住自己的位置。正如當代中國流行的俗語,「官官相護」。普通人民就是土地,供給這些大樹以營養,使他們成長。正如孟子在為仁人與普通人的區別辯護時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一次,齊王問孔子治國之道,孔子授之以社會等級觀念,齊王大呼,「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於是,這些樹在陽光的照耀下,吮吸著大地的乳汁,茁壯地成長著。有一些樹長得更健壯一些,它們從大地吮吸了更多的乳汁,那些在大樹下乘涼,並感歎于樹上綠葉的人們並不知道這是大地的功勞。 然而,官吏們對此都非常清楚。那些在北平等待分配地方行政官職的人們從內心裡,從與別人的談話中,都知道哪些地方「肥」,哪些地方「瘠」。他們也用華麗的辭藻談論什麼國民預算是「民脂民膏」。如果榨取民脂民膏也算一門科學,那它在方法的多樣化與獨創性方面完全可以和有機化學媲美。一個好的化學家可以將甜菜根煉成糖,一個更優秀的化學家可以從空氣中提取氮來製造化肥。中國官僚們的本領與化學家相比毫不遜色。 這種官僚制度的唯一可取之處是使中國失去了等級制度與貴族階層。衙門階級並不是像歐洲的地主貴族那樣可以世襲的,人們不可能認定哪些個人就永遠是貴族階級。沒有一個中國家庭可以吹牛說自己的祖先在過去的百年中從未做過體力活,就像某些法國貴族或者奧地利的哈普斯堡貴族①一樣。孔子的家族除外,他們在過去的2000年中都未曾勞作。滿族軍隊在1644年征服中國之後,其後裔在過去300年間真正可以說是沒有做過工務過農;現在滿族王朝已被推翻,他們仍然拒絕勞動——我指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可供社會學學者們去研究,看一個階層的人們在被全國人民奉養了3個世紀之後,會產生什麼變化,因此他們是中國真正的「有閑階級」。但他們是例外的情況。在衙門階級與非衙門階級之間,通常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界線。 ①哈普斯堡貴族:歐洲著名家族,於1270~1318年間統治奧地利。 是家庭,而不是任何的世襲階層,構成了社會單位。這些家庭萬花筒般地上下沉浮,每個已過不惑之年的人都曾親眼看到一些家庭發跡起來,而另一些家庭則衰敗下去。社會民主在西方或者中國都不是由憲法所保障的,而是像人們所說由我們的回頭浪子們來維繫的。在這些回頭浪子中,有許多人由於揮霍,使得一個永遠富裕的家庭不可能產生。他們就這樣變成了民主的堡壘。科舉考試使得那些來自底層的有能力有雄心的人總是有可能升遷。除了乞丐與妓女的兒子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這種考試。教育還沒有昂貴到只有宮家子弟才能上得起學的地步。如果做學問是有才能的人的特權,那麼這種特權永遠也不屬富人。沒有人會因為貧窮而在學術生涯上嚴重受挫。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說,機會對任何人都是均等的。 中國人將社會分為四等,依次為:士、農、工、商。在中國這樣一個長期的原始農業社會中,這種精神基本上是民主的。階級之間沒有敵對情緒,因為沒有這種必要。價級之間的交往,除掉我們已經提到過的衙門階級以外,並沒有被「階級感情」和勢利觀念所阻斷。這種社會統治發揚得最好的時候,一個富商或者高官顯貴可能會請一位樵夫到自己府上喝一杯茶,並且親切友好地閒談一陣。不過,較之于英國莊園主和農夫之間的談話,他們可能還要少一些謙卑:農民、工匠、商人,都是大地乳液的一部份,所以他們都是謙恭、安靜、自尊的公民。根據儒家的理診,農民被排在這三個階層首位,因為糧食意識很強的中國人總是很清楚每粒穀子的來源,他們對之感激不盡。農民、商人和工匠,都把學士們看作一個應該享受特權與其他待遇的階層。鑒於學習中國書面文字的困難性,這種尊敬是發自他們內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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