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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 裙帶、腐敗和禮俗(2)


  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國人的所謂謙恭有禮。這一點常被誤解。中國人的謙恭有禮並不是愛默生的定義,所謂「做事情令人愉悅的方式」。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你在和誰打交道。他是你家的人,還是你家的朋友?中國人對家庭及朋友圈子以外的人那種禮貌態度正與英國人對其殖民地內其他種族的人的態度一樣。一位英國人對我說:「我們有一個優點,就是我們對自己人並不傲慢。」這對英國人來說,似乎也足夠了,因為他們「自己」就與社會等同了。中國人對朋友,對熟人並沒有什麼無禮舉動,然而對既非朋友又非熟人的人則不然。中國人作為一個社會存在,對自己的鄰居採取明顯的敵對態度,不管是和自己同乘一輛電車的乘客,還是和自己一起排隊買戲票的人。

  ①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國哲學家,散大家,詩人。

  一次,在內地的某個汽車站,天下著雨,我看到有一位乘客經過一番拼搶之後,找到了一個座位,可這座位卻是司機的。車站的官員清他讓開,他執意不肯。他要是有一點「社會意識」,也會感覺到如果沒有司機,車裡的人誰也回不了家。然而他連這一點社會意識的火星兒都沒有。但是,我們如果進一步想,難道應該責怪他嗎?為什麼那麼多乘客只有一輛汽車?地方軍事長官把其他的車輛都徵用做軍事運輸去了。那位地方長官的社會意識哪裡去了呢?在這種系統失靈的情況下,人們被迫進行拼搶,大家都滯留在離家30英里以外的路上,天下著雨,人人都想儘快回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那位佔據了司機位置的人自動放棄座位,結果會是怎樣?這種情況很典型:它表明了農民式的禮貌和速度時代的不協調,證明了政治上的腐敗在促使著個人為生計不得不拼死爭奪,表明了建立在一種新的社會意識上的習慣的缺乏,而這種意識是需要時間才能建立的。

  這種社會意識的缺乏,結果使所有的公共汽車公司都賠錢,所有的礦產公司都倒閉。這種社會意識的缺乏,也可見于其他許多方面,比如對圖書館規章制度的遵守,以及對國家法令的實行等問題上。大官們破壞大法律,小官們破壞小法律。於是社會紀律極端鬆弛,人們對社會規章制度普遍漠視。

  事實是,家庭制度在阻礙著極端個人主義向一種新型社會意識的轉變。在西方,社會意識是全社會的意識,而不只是家庭意識。中國社會則被切成小的家庭單位,這裡存在著最大的共產主義大協作,然而在家庭與家庭之間,卻不存在任何真正的聯繫,只有國家似乎才將他們聯繫在一起。然而,由於中國長期以來一直獨立於世界之外,沒有受過大的挑戰,所以這種國家觀念,或稱民族主義,也沒有得到很大的發展,這裡,家庭意識代替了西方人的社會意識和國家意識。某種形式的民族主義確實在發展著,但是歐美人士無需驚慌。所謂「黃禍」可能會來自日本,但不會來自中國,在我們的本能深處,我們寧可為自己的家庭去死,不會為國家去死。沒有一個人想為世界去死。日本軍事集團宣傳的所謂一個民族應該擴張自己的勢力,以給亞洲及世界帶來「和平與融洽」,這種宣傳對中國人沒有任何效果。我們對其中的道理奇怪地、極端地、異教徒般地表示麻木不仁。我們對這些呼籲的回答是:「你想幹什麼?」我們不會去拯救世界。在現代中國的國際關係史上,外國挑釁行為已多得足以刺激中國人使他們團結成為一個整體。但是,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如何成功地抵禦了這些影響和挑釁。

  縱觀整個國家的狀況,我們似乎可以確定,我們會像以前那樣繼續生存下去。1935年在日本和中國旅行過的人可以盡可能地在這幾方面作一個比較。日本人每天忙忙碌碌,總是在電車火車裡讀著一張報紙。一副固執的神情,堅定的下巴,眉梢上掛著民族災難即將到來的陰雲,堅信在下次的大決戰中,日本要麼摧毀整個世界,要麼被世界摧毀,並在為這一天作著準備。而中國人則穿著長袍大褂,寧靜安詳,心滿意足,逍遙自在,無憂無慮,似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使他從夢中醒來。你不可能同時在中國人家中作客、在中國餐館用膳、在中國街道上散步,同時又相信民族災難或世界災難即將降臨。中國人談到自己的國家時總是說它像「一盤散沙」,這每一顆沙子並不代表每一個人,而代表每一個家庭。另一方面,日本民族是(從語法上講,我們說中華民族「are」——複數的「是」,而日本民族「is」——單數的「是」)像一塊花崗岩一樣結合在一起的。這也許是一件好事。下次世界大爆炸可能會摧毀這塊花崗岩,但是頂多不過能吹散這些沙子。沙子還是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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