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自敘 11.論美國(2)_林語堂

11.論美國(2)

　　民國三十三年，我問軍政部長何應欽在過去幾年史迪威給了中國什麼，他的回答是，只有夠裝備一個師的槍彈而已。在民國三十三年，我看見中國的驢由中國西北甘肅玉泉的油田，馱著寶貴的石油到西南的昆明，我真要為中國哭起來。何應欽胸懷憤怒，我也頗有同感。

　　史迪威的外交政策，只是贊同把「戴維斯和塞維斯」的報告限於對中國共產黨的極力稱讚。參議員Judd告訴我，他曾經到過中國，他帶回五份報告，都是對中國共產黨有利的，而沒有對蔣先生有利的，他把這些文件給美國大使館看。大使館的人只對共產黨的友人才伸出友善的手。在這種情形之下，蔣先生一年之內完成了滇緬公路，那是美國政府估計要三年才能完成的。布魯克·阿金森（Brooks Atkinson）同史迪威返回美國時，竟宣稱蔣先生對抗日沒有興趣，只是對打共產黨有興趣。

　　這是第一個錯誤。第二個最嚴重的錯誤是，蘇俄在原子彈轟炸廣島三天之後參戰，中國共產黨企圖進入東北接受日本在東北留下的戰利品。中央軍把進入東北的門戶張家口封閉了。當時，在中央政府軍與共產黨軍隊之間有一個暫停火的協定。馬歇爾命令中央政府軍自張家口撤退。此後，共產黨軍隊進入東北的路因而暢通。這一步之差，對以後的影響實在太大。共軍部隊去時帶的是大口徑的短槍，後來卻有了全新的大炮做攻擊之用。馬歇爾只是使共產黨軍隊乘機集中起來。馬歇爾將軍被國共雙方的戰事弄得心煩意亂，鎩羽而歸，希望中國出現一個嶄新的第三勢力領導中國。他真是和童稚一樣天真，竟認為那是可能的事。他原先希望把國共雙方的軍隊混而為一，卻不知道中央政府已然把共軍編入政府軍有年共同抗戰了，所以才有新編「第十八路軍」的番號。

　　有一個對我中傷的謠言，在同情共產黨的一派人之間流傳。我寫的書一直本本都成功而暢銷，但是到民國三十三年我的《枕戈待旦》（The Vigil of a Nation）出版，情形有了改變。自由主義者對我突然冷落。傳言何應欽付給了我兩萬美金。這謠言是我聽見賽珍珠，J．J．Singh，史沫特萊三個人說的。在紐約市政廳的集會上，史沫特萊在大眾之前提到這件事，我立刻質問她，要求她當眾再公開說明。福爾曼（Foreman）到雲南遊歷了三個月，於是自命是中國通。他問我：「林先生，你到過雲南嗎？」我說：「沒有。可是共產黨這些年一直在中國，我這些年一直和他們打交道。我記得他們在長沙的所做所為。」在會場上，史沫特萊有意不再提這件事。我敢說，我在蔣委員長侍從室那些年，只是掛了個名兒，我並沒向中央政府拿過一文錢；只是為拿護照方便一點兒而已。

　　我在自由中國漫遊一番，回到美國，當時的情形，我自然明白。我一回去，在廣播電臺上我說：「現在在重慶的那批人，正是以前在南京的那批人，他們正在擄胳膊，挽袖子，為現代的中國而奮鬥。」第二天，我接到我的出版商理查德·華爾舍（Richard J．Walsh）一個嚴厲的警告，告訴我不可以，也不應當再說那樣的話。我當時不利的環境是可想而知的。我只是把那件事看做是一場失利的戰役，我只是戰場上的一名傷兵，對這事並不很放在心上。

　　我們這個時代的幾個傑出的作家是：

　　托瑪斯·曼（Thomas Mann）。他由日內瓦回來之後，我在紐約的國際筆會上遇見過他。他說英文，他的英文是複雜的德文結構，沒法兒聽，也沒法兒懂。當時還有Eve Curie和另外幾個人，大家一同在講演人的檯子上。我講的是明朝的太監魏忠賢，他在世之時各縣就給他立生祠。在與賽珍珠同坐的檯子上，有一個客人問我：「太監是什麼？」

　　我和Carl van Doren也見過多次，他對我很和善。他的妻子Irita，後來與Wendell Wilkie相交往，還有他哥哥Mark Van Doren（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都是我很好的朋友。我最喜愛活潑愉快斯文典雅的學者Irwin Ed－man，他是美國的哲學家，他的英文極為簡練。他搜集了些很長的留聲機片子，那是他業餘的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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