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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論美國(1)


  我之成為一個超然獨立的批評家,是從我給英文刊物《中國評論》的「小評論」專欄(Little Critic)寫稿開始,我既不是個國民黨黨員,那時我又不擁護蔣先生,有時寫的批評文字苛酷無情。小心謹慎的批評家為討人人高興而所不敢言者,我卻敢寫。同時,我創出一種風格,這種風格的秘訣就是把讀者引為知己,向他說真心話,就猶如對老朋友暢所欲言毫不避諱什麼一樣。所有我寫的書都有這個特點,自有其魔力。這種風格能使讀者跟自己接近。

  如果時機需要,我有直言無隱的習慣。民國十九年,丹麥王儲將到南京訪問。有一帶窮人住的破房子,這位貴賓必須從那兒經過。南京的劉市長慌忙之下,要把那些破爛房子拆除,否則圍起來,卻不在別處為那些窮苦農人提供棲身之處,這樣,貴賓就好像神仙一樣駕一陣清風一直到達南京富麗堂皇的高樓大廈了。這件事,沒有人在乎,也沒有人注意。我在《中國評論》上呼籲大家要想到窮人在寒風苦雨中的苦難。這篇文字觸怒了當時給予這本雜誌津貼的機關,怪我居然敢揭露其不仁民愛物之德政。此本刊物的經理人(K.P.Chu)立刻坐夜車趕往道歉,答應此後絕對身為良民,以國家利益為前提。

  這若比起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北洋政府的屠殺學生,則又微不足道了。北洋的段祺瑞執政府,在准許遊行示威的學生進入北京鐵獅子胡同的執政府的大門之後,由當時教育總長章士釗下命令,執政府的衛士揮動七節鋼鞭把學生打倒在地。

  我當時在場。各學校傷亡的學生都用洋車運走,頭和身上血跡斑斑,一連串的洋車在東直門大街排成了一大行,我以女子師範大學的教務長身份到現場時,我看見兩口棺材,裡頭裝的是我們學校的兩個學生。北洋政府真的考慮周到,居然還沒忘記給他們打死的學生預先準備棺材。這種殘忍的行動,在美國任何城市,都足以引起暴動的。第二天,在九個大學學院校長的會議席上,五個校長贊成支持北洋政府當局,四個打算表示以溫和的態度向政府抗議。

  那九個大專院校,因為是向北洋政府領經費,所以不宜於提出抗議,有人這樣推斷,不知算不算理由。遇到這種情形,我在《語絲》上肆無忌憚的說了話。

  《中國評論》這份英文雜誌得到賽珍珠的注意。在她和理查德·華爾舍(Richard J.Walsh)環遊世界時,她催我趕快把我的第一部書《吾國與吾民》寫出來,這本書一出版,立刻成了美國的暢銷書,也建立了我在美國讀者心目中的地位。這本書在美國的暢銷書目上成了第一本,其地位可謂空前的顯要。Clifton Fadiman主編的《紐約人》(New Yorker),因為對本書評論稍遲,趕緊向讀者道歉。在後來的版本中,我把認真痛論中國問題取消,改為評論中日戰爭的爆發,這是極為讀者所需要的。

  ……那時在反共戰鬥中,我是唯一為蔣中正先生效力的。當時我把喉嚨都喊啞了。那是「戴維斯和塞維斯」(Davis and Sorvice)和史迪威時期。那時史迪威來到中國,猶如到印度去對一個印度酋長作戰一樣。史迪威這個人粗暴而傲慢。他要求在湖南控制人力而自己充任超級統帥時,實在超出了他的權限。蔣委員長要求美國政府撤換他。

  因為有美國力量為後盾,史迪威就像個獨裁暴君一樣,他不是來幫助中國,他是來破壞中美的團結。他把槍炮和彈藥全留給共產黨用。倘若他很有效的克盡其職責,就像羅斯福總統派油輪到開羅去援助蒙哥馬利一樣,結果會大不相同吧?當然他有他的理由——根據他對民主的意見。不論怎麼說,一國的使者企圖干涉另一國的內政,我對這個深為氣憤。美國的中央情報局不贊成韓國的李承晚總統,於是根據美國所謂的「民主」,便將他推翻。美國中央情報局不贊成越南的吳廷炎,又根據所謂美國式的「民主」而把他推翻。美國中央情報局推翻了越南的吳廷炎政府,還企圖槍殺吳廷炎和他的政黨。結果如何,是有目共睹的。史迪威之幫助中國共產黨,根據他所稱的美國式的「民主」,也正是他的職責。……無論如何,美國派到中國來的應當是個外交家,不要派個粗野的莊稼漢,要派一個中國人認為具有紳士風度的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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