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自敘 10.三十年代(2)_林語堂

10.三十年代(2)

　　我不妨順便提一下兒民國十五年從北京大學的大逃亡。在奉軍張宗昌佔領北京之後，軍方抓去了兩個報的編輯邵飄萍和林白水，在當夜十二點鐘之前就拉出去槍斃了。我們知道北洋政府是開始下毒手了。當時軍閥手中平時坦直批評政府的左翼教授名單上，共有五十四個人名字，包括共產黨員李大釗。這個人倒是很老實，誰都對他有好評。毛澤東曾在北京大學做了一段圖書館員，那時已經離職去組織共產黨了。他們都藏在東交民巷的法國大使館。我家在東城船板胡同。當時我也預先做了準備，必要時跳牆逃走。我做好一個繩梯子，緊急時可以拉入閣樓。我後來以為不夠安全，於是去藏在林可勝大夫家。那時我有兩個孩子，小的才三個月大。在林大夫家藏了三個星期，我決定回廈門去。由於朋友聯繫，我和魯迅，沈兼士，還有北京大學幾個很傑出的人物，和廈門大學簽訂了聘約，我們前去教書。北京大學這批教授一到，廈大的國文系立刻朝氣蓬勃。向第十一世紀興建的那座古老的木造巨廈「東西塔」送上了一項研究計劃。這卻引起了科學系劉樹杞博士的嫉妒。魯迅那時單獨住在一處，他的女友許小姐已經單獨去了廣州。我住在海邊一棟單獨的房子裡，我覺得身為福建人，卻沒盡到地主之誼。由於劉樹杞的勢力和毒狠，魯迅被迫搬了三次家。他那時正在寫他的《小說舊聞鈔》。他和他的同鄉報館的朋友孫伏園一起開夥。他們吃的是金華火腿，喝的是紹興酒。他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是無法在廈門待下去。他決定辭職，到廣州去。他要離去的消息傳出後，國文系學生起了風潮，要驅逐劉樹杞。我也離開了廈大，到革命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部下去做事，我對陳是一向佩服的。他曾和英國交涉，收回了漢口租界。做了六個月之後，我對那些革命家也感到膩煩。從民國十六年，我就開始專心寫作了。

　　在別的文章裡，我提過蔡元培，他是北京大學校長，把北京大學變成了全國的改造中心。我們大家都向他敬稱「蔡先生」。在國民黨元老當中，他是唯一真正瞭解西方的。他中了進士，又是翰林院的翰林，這是人所爭羨的，他也是國民黨黨員，在成立興中會時，他和中山先生很密切。在康有為、梁啟超保皇黨瓦解之時，到法國、德國去求學。他歸國做北京大學校長之時，把學術自由奉為第一要事，在北京大學裡，教授的新舊派是兼容並包。他聘請舊派名儒劉師培、黃侃、大名鼎鼎的辜鴻銘。辜鴻銘在人人都已剃去了辮子之後，他還依然留著，表示忠於清朝。著名的英國小說翻譯家林紓，他仍然稱白話文為「引車賣漿者之言」。他曾寫過洋洋萬言的長文為文言辯護。另一方面，蔡元培也為胡適、陳獨秀、沈兼士和《新青年》那一派敞開了大門。蔡元培平易近人，不斤斤於細節。蔡夫人曾經說：「米飯煮得好他也吃，煮焦了他也吃，」但是對重要的問題則嚴格認真，絕不妥協。我記得反對凡爾賽和約割讓山東半島給日本時，蔡元培站起來說話，他的聲音很柔和，他說：「抗議有什麼用？我是要辭職的。」第二天，他神不知鬼不覺的，搭上藍色的京滬快車離開了北京。

　　他吃飯時總是喝紹興酒，就像法國人的邊吃邊喝一樣。

　　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時，他任命我為英文主編。我每天早晨和他同乘一輛汽車，因為我們倆住得距離不遠。我恐怕當年是個愛說話的青年人，但是他總是很客氣的說：「是是，你的說法不錯。」

　　當時有一位楊杏佛，是蔡先生的助手，此人有非常之才，能一邊與人閒談一邊寫信，確實能如一般人所說的一目十行。他告訴我說，蔡先生對人的請示從不會置之不理。若是有人求他寫一封介紹職業的信，他立刻就寫。政府要人知道是他寫的，反而置之不理。

　　蔡先生和宋慶齡、楊杏佛、艾格納·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魯迅、我，一同成立了一個自由保障大同盟，若有個人自由受到威脅，就予以保障。後來Noland的案子發生了。他是共產黨員，被捕後監禁起來。我們這個委員會遂起而行動。宋慶齡和史沫特萊一同坐夜車由滬入京，向有關方面請求釋放。國民黨和共產黨在上海正在交惡。楊杏佛因為曾說要把綁架共產黨女作家丁玲的那輛車的牌照號碼宣佈出來，因而遭人謀害。此事之後，蔡先生主持的自由保障大同盟便無疾而終了。

　　蕭伯納——民國二十年一個晴朗的冬天，英國大名鼎鼎的作家蕭伯納到了上海。他十分健康，精神奕奕，身後映襯著碧藍的天空，他顯得高碩而英挺。有人表示歡迎之意說：「大駕光臨上海，太陽都出來歡迎您，蕭先生果然有福氣。」蕭伯納順口答道：「不是我有福氣在上海見到太陽，是太陽有福氣在上海看見我蕭伯納。」

　　在上海宋慶齡的寓所，有一個小聚會。我那時認識史沫特萊已經很久。另有一個截然不同的共產主義作家Frome夫人，是一個古怪而虔誠的理想主義者，Vincent Sheen的Personal Biography （Modern Library版）一書中曾有記載。在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北伐之前，國共合作之時，雖然我始終不是國民黨黨員，她和我用英文展開一次筆戰。後來，在漢口再度相遇。她和宋慶齡過從甚密，後來隨宋與陳友仁到莫斯科。

　　我在這兒必須把宋慶齡和印度潘迪特夫人（Mrs．Pandit）相會的情形說一下兒。共產黨佔領了中國大陸不久。潘迪特夫人應邀赴中國大陸訪問。用的語言當然是英文，她和宋慶齡都預期在別後重逢時暢談一番。印度的代表團在十點鐘有個約會，潘迪特夫人安排在九點半和宋慶齡見面。宋還是穿著正常的農民裝，但是她身邊站了一個翻譯官。兩位夫人見面照例的問候完了，宋慶齡竟無話可說，因為她知道她說的話是要向上級報告的，其實她們倆關於印度洋問題已經通信談論多年。後來，潘迪特夫人也覺得無話可說。潘迪特夫人一看鐘，時間已經是九點四十五，於是轉達她哥哥尼赫魯的問候之後，很熱情的告別，回到印度代表團那裡去了。後來，我在Ada－habad和潘迪特夫人相見，相處三日，她把那次會見的情形親口告訴我的。尼赫魯的氣派宏偉的府第曾為我而開，招待我的菜是特別的法國菜。那時我才幸得機會在潘迪特夫人陪同之下在夜晚出去瞻仰恒河，她那時還不是統治億萬印度人的領袖。潘迪特夫人有三個女兒，我們都認識，現在都已結婚。她做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主席時，我們常相見。有一次，尼赫魯來和我們一同進餐，他在一整天的工作之後，吃完飯，轉眼就睡著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