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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的工作》(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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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畢力涅克(Boris Pilniak)的真姓氏是鄂皋(Wogau),以一八九四年生於伏爾迦沿岸的一個混有日耳曼、猶太、俄羅斯、韃靼的血液的家庭裡。九歲時他就試作文章,印行散文是十四歲。「綏拉比翁的兄弟們」成立後,他為其中的一員,一九二二年發表小說《精光的年頭》,遂得了甚大的文譽。這是他將內戰時代所身歷的酸辛,殘酷,醜惡,無聊的事件和場面,用了隨筆或雜感的形式,描寫出來的。其中並無主角,倘要尋求主角,那就是「革命」。而畢力涅克所寫的革命,其實不過是暴動,是叛亂,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樑,革命後的農村,也只有嫌惡和絕望。他於是漸漸成為反動作家的渠魁,為蘇聯批評界所攻擊了,最甚的時候是一九二五年,幾乎從文壇上沒落。但至一九三〇年,以五年計劃為題材,描寫反革命的陰謀及其失敗的長篇小說《伏爾迦流到裡海》發表後,才又稍稍恢復了一些聲望,仍舊算是一個「同路人」。 《苦蓬》從《海外文學新選》②第三十六編平岡雅英所譯的《他們的生活之一年》中譯出,還是一九一九年作,以時候而論,是很舊的,但這時蘇聯正在困苦中,作者的態度,也比成名後較為真摯。然而也還是近於隨筆模樣,將傳說,迷信,戀愛,戰爭等零星小材料,組成一片,有嵌鑲細工之觀,可是也覺得頗為悅目。珂剛教授以為畢力涅克的小說,其實都是小說的材料(見《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用於這一篇,也是評得很愜當的。 綏甫林娜(Lidia Seifullina)生於一八八九年;父親是信耶教的韃靼人,母親是農家女。高等中學第七學級完畢後,她便做了小學的教員,有時也到各地方去演劇。一九一七年加入社會革命黨,但至一九年這黨反對革命的戰爭的時候,她就出黨了。一九二一年,始給西伯利亞的日報做了一篇短短的小說,竟大受讀者的歡迎,於是就陸續的創作,最有名的是《維裡尼亞》(中國有穆木天③譯本)和《犯人》。(中國有曹靖華譯本,在《煙袋》中。)《肥料》從《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三卷中富士辰馬的譯本譯出,疑是一九二三年之作,所寫的是十月革命時一個鄉村中的貧農和富農的鬥爭,而前者終於失敗。這樣的事件,革命時代是常有的,蓋不獨蘇聯為然。但作者卻寫得很生動,地主的陰險,鄉下革命家的粗魯和認真,老農的堅決,都歷歷如在目前,而且絕不見有一般「同路人」的對於革命的冷淡模樣,她的作品至今還為讀書界所愛重,實在是無足怪的。 然而譯她的作品卻是一件難事業,原譯者在本篇之末,就有一段《附記》說: 「真是用了農民的土話所寫的綏甫林娜的作品,委實很難懂,聽說雖在俄國,倘不是精通鄉村的風俗和土音的人,也還是不能看的。竟至於因此有了為看綏甫林娜的作品而設的特別的字典。我的手頭沒有這樣的字典。 先前曾將這篇譯載別的刊物上,這回是從新改譯的。倘有總難了然之處,則求教于一個熟知農民事情的韃靼的婦人。綏甫林娜也正是韃靼系。但求教之後,卻愈加知道這篇的難懂了。這回的譯文,自然不能說是足夠傳出了作者的心情,但比起舊譯來,卻自以為好了不少。須到坦波夫或者那裡的鄉下去,在農民裡面過活三四年,那也許能夠得到完全的翻譯罷。」 但譯者卻將求教之後,這才了然的土話,改成我所不懂的日本鄉下的土話了,於是只得也求教於生長在日本鄉下的M君④,勉強譯出,而于農民言語,則不再用某一處的土話,仍以平常的所謂「白話文」了事,因為我是深知道決不會有人來給我的譯文做字典的。但於原作的精采,恐怕又損失不少了。 略悉珂(Nikolei Liashko)⑤是在一八八四年生於哈裡珂夫的一個小市上的,父母是兵卒和農女。他先做咖啡店的侍者,後來當了皮革製造廠,機器製造廠,造船廠的工人,一面聽著工人夜學校的講義。一九〇一年加入工人的秘密團體,因此轉輾於捕縛,牢獄,監視,追放的生活中者近十年,但也就在這生活中開始了著作。十月革命後,為無產者文學團體「鍛冶廠」之一員,著名的著作是《熔爐》,寫內亂時代所破壞,死滅的工廠,由工人們自己的團結協力而復興,格局與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頗相似。 【注釋】 本篇最初印入《一天的工作》單行本,未在報刊上發表過。 ②《海外文學新選》:一種介紹外國文學的叢書,日本東京新潮社出版。 ③穆木天(1900—1971)吉林伊通人,詩人、翻譯家。曾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他譯的《維裡尼亞》,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現代書局出版。書上未署作者名。 ④M君:當指增田涉(1903—1977)。「增田」的拉丁字母拼音是Masuda,他是島根縣八束郡惠曇村人,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家。 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時曾常去魯迅家商談《中國小說史略》翻譯的事。著有《魯迅的印象》、《中國文學史研究》等。 ⑤略悉珂(1884—1953)通譯「李亞什柯」,蘇聯作家,「鍛冶場」的領導人之一。著有《熔鐵爐》(即文中所說的《熔爐》)等小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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