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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日本小說集》(5)


  《三浦右衛門的最後》譯者附記

  菊池寬氏是《新潮》派的一個作家。他自己說,在高等學校時代,是只想研究文學,不預備做創作家的,但後來又發心做小說,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評論界的贊許,便做下去了。

  然而他的著作卻比較的要算少作;我所見的只有《無名作家的日記》,《報恩的故事》和《心之王國》三種,都是短篇小說集。

  菊池氏的創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間性的真實來。一得真實,他卻又憮然的發了感歎,所以他的思想是近於厭世的,但又時時凝視著遙遠的黎明,於是又不失為奮鬥者。南部修太郎氏說,「Here is also a man——這正是說盡了菊池寬氏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話。……他們都有最像人樣的人間相,願意活在最像人樣的人間界。他們有時為冷酷的利己家,有時為慘淡的背德者,有時又為犯了殘忍的殺人行為的人,但無論使他們中間的誰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惡他們,不能呵罵他們。這就因為他們的惡的性格或醜的感情,愈是深銳的顯露出來時,那藏在背後的更深更銳的活動著的他們的質素可愛的人間性,打動了我的緣故,引近了我的緣故。換一句話,便是愈玩菊池寬氏的作品,我便被喚醒了對於人間的愛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 Here is also a man 這一句話了。」(《新潮》第三卷第三號《菊池寬論》)不但如此,武士道之在日本,其力有甚於我國的名教,只因為要爭回人間性,在這一篇裡便斷然的加了斧鉞,這又可以看出作者的勇猛來。但他們古代的武士,是先蔑視了自己的生命,於是也蔑視他人的生命的,與自己貪生而殺人的人們,的確有一些區別。而我們的殺人者,如張獻忠隨便殺人,一遭滿人的一箭,卻鑽進刺柴裡去了,這是什麼緣故呢?楊太真的遭遇,與這右衛門約略相同,但從當時至今,關於這事的著作雖然多,卻並不見和這一篇有相類的命意,這又是什麼緣故呢?我也願意發掘真實,卻又望不見黎明,所以不能不爽然,而于此呈作者以真心的讚歎。

  但這一篇中也有偶然失於檢點的處所。右衛門已經上綁了——古代的綁法,一定是反剪的,——但乞命時候,卻又有兩手抵地的話,這明明是與上文衝突了,必須說是低頭之類,才合於先前的事情。然而這是小疵,也無傷於大體的。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記。

  【注釋】

  本篇連同《三浦右衛門的最後》的譯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一年七月《新青年》月刊第九卷第三號。後來譯文收入《現代日本小說集》時,本篇未收。

  新潮派:應為新思潮派。《新思潮》,日本雜誌名,創刊於一九〇七年十月,以後曾幾度停刊和復刊。

  武士道:日本武士應盡的義務及職責。興起於鐮倉幕府時代,明治維新後,武士等級在法律上被廢除。

  名教:封建社會的等級、名分和禮教。

  張獻忠(1606—1646)延安柳樹澗(今陝西定邊東)人,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崇禎三年(1630)起義,轉戰陝西、河南等地。崇禎十七年(1644)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國。舊史書中常有關於他殺人的誇大記載。據《明史·張獻忠傳》:「順治三年(1646),獻忠盡焚成都宮殿廬舍,夷其城,率眾出川北,……至鹽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我兵於鳳凰坡,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於是我兵禽獻忠出,斬之。」

  楊太真(719—756)即楊貴妃,名玉環,法號太真,蒲州永樂(今山西永濟)人。初為唐玄宗子壽王妃,後入宮得玄宗寵愛。

  她的堂兄楊國忠因她得寵而擅權跋扈,敗壞朝政。天寶十四年(755)安祿山以誅國忠為名,于范陽起兵反唐,進逼長安,玄宗倉惶奔蜀,至馬嵬驛,將士歸罪楊家,殺國忠,玄宗為安定軍心,令楊妃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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