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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翻譯的通信(6)


  但我想,我們的譯書,還不能這樣簡單,首先要決定譯給大眾中的怎樣的讀者。將這些大眾,粗粗的分起來: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識字的;丙,有識字無幾的。而其中的丙,則在「讀者」的範圍之外,啟發他們是圖畫,演講,戲劇,電影的任務,在這裡可以不論。但就是甲乙兩種,也不能用同樣的書籍,應該各有供給閱讀的相當的書。供給乙的,還不能用翻譯,至少是改作,最好還是創作,而這創作又必須並不只在配合讀者的胃口,討好了,讀的多就夠。至於供給甲類的讀者的譯本,無論什麼,我是至今主張「寧信而不順」的。自然,這所謂「不順」,決不是說「跪下」要譯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譯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說,不妨不像吃茶淘飯一樣幾口可以咽完,卻必須費牙來嚼一嚼。這裡就來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不完全中國化,給讀者省些力氣呢?這樣費解,怎樣還可以稱為翻譯呢?我的答案是:這也是譯本。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訣,是在避去熟字,刪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所以教員講書,也必須借助於粉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胡塗。倘若永遠用著胡塗話,即使讀的時候,滔滔而下,但歸根結蒂,所得的還是一個胡塗的影子。要醫這病,我以為只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後來便可以據為己有。這並不是空想的事情。遠的例子,如日本,他們的文章裡,歐化的語法是極平常的了,和梁啟超做《和文漢讀法》時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來信所說,一九二五年曾給群眾造出過「罷工」這一個字眼,這字眼雖然未曾有過,然而大眾已都懂得了。

  我還以為即便為乙類讀者而譯的書,也應該時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語法在裡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爾遇見,而想一想,或問一問就能懂得為度。必須這樣,群眾的言語才能夠豐富起來。

  什麼人全都懂得的書,現在是不會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字,據說是「人人能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數學或化學書,裡面何嘗沒有許多「術語」之類,為趙老爺所不懂,然而趙老爺並不提及者,太記得了嚴又陵之故也。說到翻譯文藝,倘以甲類讀者為對象,我是也主張直譯的。我自己的譯法,是譬如「山背後太陽落下去了」,雖然不順,也決不改作「日落山陰」,因為原意以山為主,改了就變成太陽為主了。雖然創作,我以為作者也得加以這樣的區別。一面儘量的輸入,一面儘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傳下去了,渣滓就聽他剩落在過去裡。所以在現在容忍「多少的不順」,倒並不能算「防守」,其實也還是一種的「進攻」。在現在民眾口頭上的話,那不錯,都是「順」的,但為民眾口頭上的話搜集來的話胚,其實也還是要順的,因此我也是主張容忍「不順」的一個。

  但這情形也當然不是永遠的,其中的一部分,將從「不順」而成為「順」,有一部分,則因為到底「不順」而被淘汰,被踢開。這最要緊的是我們自己的批判。如來信所舉的譯例,我都可以承認比我譯得更「達」,也可推定並且更「信」,對於譯者和讀者,都有很大的益處。不過這些只能使甲類的讀者懂得,于乙類的讀者是太艱深的。由此也可見現在必須區別了種種的讀者層,有種種的譯作。

  為乙類讀者譯作的方法,我沒有細想過,此刻說不出什麼來。但就大體看來,現在也還不能和口語——各處各種的土話——合一,只能成為一種特別的白話,或限於某一地方的白話。後一種,某一地方以外的讀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佈較廣,勢必至於要用前一種,但因此也就仍然成為特別的白話,文言的分子也多起來。我是反對用太限於一處的方言的,例如小說中常見的「別鬧」「別說」等類罷,假使我沒有到過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搗亂」「另外去說」的意思,實在遠不如較近文言的「不要」來得容易了然,這樣的只在一處活著的口語,倘不是萬不得已,也應該回避的。還有章回體小說中的筆法,即使眼熟,也不必盡是採用,例如「林沖笑道:原來,你認得。」和「原來,你認得。——林沖笑著說。」這兩條,後一例雖然看去有些洋氣,其實我們講話的時候倒常用,聽得「耳熟」的。但中國人對於小說是看的,所以還是前一例覺得「眼熟」,在書上遇見後一例的筆法,反而好像生疏了。沒有法子,現在只好采說書而去其油滑,聽閒談而去其散漫,博取民眾的口語而存其比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為四不像的白話。這白話得是活的,活的緣故,就因為有些是從活的民眾的口頭取來,有些是要從此注入活的民眾裡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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