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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翻譯的通信(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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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信 敬愛的J.K.⑾同志: 看見你那關於翻譯的信以後,使我非常高興。從去年的翻譯洪水氾濫以來,使許多人攢眉歎氣,甚而至於講冷話。我也是一個偶而譯書的人,本來應該說幾句話的,然而至今沒有開過口。「強聒不舍」⑿雖然是勇壯的行為,但我所奉行的,卻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⑿這一句古老話。況且前來的大抵是紙人紙馬,說得耳熟一點,那便是「陰兵」,實在是也無從迎頭痛擊。就拿趙景深教授老爺來做例子罷,他一面專門攻擊科學的文藝論譯本之不通,指明被壓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卻又大發慈悲,說是這樣的譯本,恐怕大眾不懂得。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眾計劃方法,別的譯者來攪亂了他的陣勢似的。這正如俄國革命以後,歐美的富家奴去看了一看,回來就搖頭皺臉,做出文章,慨歎著工農還在怎樣吃苦,怎樣忍饑,說得滿紙淒淒慘慘。仿佛惟有他卻是極希望一個筋斗,工農就都住王宮,吃大菜,躺安樂椅子享福的人。誰料還是苦,所以俄國不行了,革命不好了,阿呀阿呀了,可惡之極了。對著這樣的哭喪臉,你同他說什麼呢?假如覺得討厭,我想,只要拿指頭輕輕的在那紙糊架子上挖一個窟窿就可以了。 趙老爺評論翻譯,拉了嚴又陵,並且替他叫屈,於是累得他在你的信裡也挨了一頓罵。但由我看來,這是冤枉的,嚴老爺和趙老爺,在實際上,有虎狗之差。極明顯的例子,是嚴又陵為要譯書,曾經查過漢晉六朝翻譯佛經的方法,趙老爺引嚴又陵為地下知己,卻沒有看這嚴又陵所譯的書。現在嚴譯的書都出版了,雖然沒有什麼意義,但他所用的工夫,卻從中可以查考。據我所記得,譯得最費力,也令人看起來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學》和《群己權界論》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這論,後來不知怎地又改稱為《權界》,連書名也很費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論》,桐城氣息⒁十足,連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搖頭晃腦的讀起來,真是音調鏗鏘,使人不自覺其頭暈。這一點竟感動了桐城派老頭子吳汝綸(15),不禁說是「足與周秦諸子相上下」了。然而嚴又陵自己卻知道這太「達」的譯法是不對的,所以他不稱為「翻譯」,而寫作「侯官嚴複達忄旨」;⒃序例上發了一通「信達雅」之類的議論之後,結末卻聲明道:「什法師⒄雲,『學我者病』。來者方多,慎勿以是書為口實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會有趙老爺來謬托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樣。僅僅這一點,我就要說,嚴趙兩大師,實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並論的。 那麼,他為什麼要幹這一手把戲呢?答案是:那時的留學生沒有現在這麼闊氣,社會上大抵以為西洋人只會做機器——尤其是自鳴鐘——留學生只會講鬼子話,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來鏗鏘一下子,鏗鏘得吳汝綸也肯給他作序,這一序,別的生意也就源源而來了,於是有《名學》,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後來的譯本,看得「信」比「達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譯,實在是漢唐譯經歷史的縮圖。中國之譯佛經,漢末質直,他沒有取法。六朝真是「達」而「雅」了,他的《天演論》的模範就在此。唐則以「信」為主,粗粗一看,簡直是不能懂的,這就仿佛他後來的譯書。譯經的簡單的標本,有金陵刻經處匯印的三種譯本《大乘起信論》,⒅也是趙老爺的一個死對頭。 【注釋】 ⑾J.K.即瞿秋白(1899~1935),江蘇常州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叛變革命後,他曾主持召開「八月七日黨中央緊急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在黨內的統治。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在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書記時,犯了「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的錯誤。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從事革命文化工作。一九三五年三月在福建遊擊區被國民黨逮捕,同年六月在福建長汀被國民黨殺害。 ⑿「強聒不舍」語見《莊子·天下》:「強聒不舍者也。」 ⒀「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語見《論語·衛靈公》。 ⒁桐城氣息指桐城派的文章風格。清代方苞、劉大櫆、姚鼐等人主張師法先秦兩漢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講義理、考據、詞章,他們的創作形成一種文學流派。因為方、姚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稱為桐城派。 ⒂吳汝綸(1840~1903)字摯甫,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後期作家。 ⒃嚴複關於「達癲」的話,見《天演論·譯例言》,原文說:「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傎到(顛倒)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背)本文。題曰達癲,不雲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什法師有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幸勿以是書為口實也。」 ⒄什法師(344~413)即鳩摩羅什法師,我國後秦高僧,佛經翻譯家。原籍天竺(古印度),生於西域龜茲國(今新疆庫車)。他和弟子八百多人,曾用意譯的方法,譯出佛經七十四部,共三八四卷。 ⒅《大乘起信論》解釋大乘教理的佛教經書。相傳為古印度馬鳴著,我國有南朝梁真諦和唐代實叉難陀的譯本。南京金陵刻經處一八九八年曾出版收有這兩種譯文的《大乘起信論會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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