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5)_魯迅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5)

　　五

　　到這裡，又可以談到我的「硬譯」去了。

　　推想起來，這是很應該跟著發生的問題：無產文學既然重在宣傳，宣傳必須多數能懂，那麼，你這些「硬譯」而難懂的理論「天書」，究竟為什麼而譯的呢？不是等於不譯麼？

　　我的回答，是：為了我自己，和幾個以無產文學批評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圖「爽快」，不怕艱難，多少要明白一些這理論的讀者。

　　從前年以來，對於我個人的攻擊是多極了，每一種刊物上，大抵總要看見「魯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則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學家。但我看了幾篇，竟逐漸覺得廢話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致命傷。例如我所屬的階級罷，就至今還未判定，忽說小資產階級，忽說「布爾喬亞」，有時還升為「封建餘孽」，而且又等於猩猩(46)（見《創造月刊》上的「東京通信」）；有一回則罵到牙齒的顏色。在這樣的社會裡，有封建餘孽出風頭，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餘孽就是猩猩，卻在任何「唯物史觀」上都沒有說明，也找不出牙齒色黃，即有害於無產階級革命的論據。我於是想，可供參考的這樣的理論，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塗。對於敵人，解剖，咬嚼，現在是在所不免的，不過有一本解剖學，有一本烹飪法，依法辦理，則構造味道，總還可以較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話中的Prometheus(47)比革命者，以為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堅忍正相同。但我從別國裡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不枉費了身軀：出發點全是個人主義，並且還夾雜著小市民性的奢華，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來，反而刺進解剖者的心臟裡去的「報復」。梁先生說「他們要報復！」其實豈只「他們」，這樣的人在「封建餘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願意於社會上有些用處，看客所見的結果仍是火和光。這樣，首先開手的就是《文藝政策》(48)，因為其中含有各派的議論。鄭伯奇先生現在是開書鋪，(49)印Hauptmann和Gregory夫人(50)的劇本了，那時他還是革命文學家，便在所編的《文藝生活》(51)上，笑我的翻譯這書，是不甘沒落，而可惜被別人著了先鞭。翻一本書便會浮起，做革命文學家真太容易了，我並不這樣想。有一種小報，則說我的譯《藝術論》是「投降」。(52)是的，投降的事，為世上所常有。但其時成仿吾元帥早已爬出日本的溫泉，住進巴黎的旅館了，在這裡又向誰去輸誠呢。今年，說法又兩樣了，在《拓荒者》和《現代小說》上，都說是「方向轉換」。(53)我看見日本的有些雜誌中，曾將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覺派片岡鐵兵(54)上，算是一個好名詞。其實，這些紛紜之談，也還是只看名目，連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譯一本關於無產文學的書，是不足以證明方向的，倘有曲譯，倒反足以為害。我的譯書，就也要獻給這些速斷的無產文學批評家，因為他們是有不貪「爽快」，耐苦來研究這些理論的義務的。

　　但我自信並無故意的曲譯，打著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著我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疼，卻決不肯有所增減，這也是始終「硬譯」的一個原因。自然，世間總會有較好的翻譯者，能夠譯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時我的譯本當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來填這從「無有」到「較好」的空間罷了。

　　然而世間紙張還多，每一文社的人數卻少，志大力薄，寫不完所有的紙張，於是一社中的職司克敵助友，掃蕩異類的批評家，看見別人來塗寫紙張了，便喟然興歎，不勝其搖頭頓足之苦。上海的《申報》上，至於稱社會科學的翻譯者為「阿狗阿貓」(55)，其憤憤有如此。在「中國新興文學的地位，早為讀者所共知」的蔣光Z先生，曾往日本東京養病，看見藏原惟人(56)，談到日本有許多翻譯太壞，簡直比原文還難讀……他就笑了起來，說：「……那中國的翻譯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來中國有許多書籍都是譯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將歐洲人那一國的作品帶點錯誤和刪改，從日文譯到中國去，試問這作品豈不是要變了一半相貌麼？……」(57)（見《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滿於翻譯，尤其是重譯的表示。不過梁先生還舉出書名和壞處，蔣先生卻只嫣然一笑，掃蕩無餘，真是普遍得遠了。藏原惟人是從俄文直接譯過許多文藝理論和小說的，於我個人就極有裨益。我希望中國也有一兩個這樣的誠實的俄文翻譯者，陸續譯出好書來，不僅自罵一聲「混蛋」就算盡了革命文學家的責任。

　　然而現在呢，這些東西，梁實秋先生是不譯的，稱人為「阿狗阿貓」的偉人也不譯，學過俄文的蔣先生原是最為適宜的了，可惜養病之後，只出了一本《一周間》(58)，而日本則早已有了兩種的譯本。中國曾經大談達爾文，大談尼采，到歐戰時候，則大罵了他們一通，但達爾文的著作的譯本，至今只有一種，(59)尼采的則只有半部，(60)學英德文的學者及文豪都不暇顧及，或不屑顧及，拉倒了。所以暫時之間，恐怕還只好任人笑駡，仍從日文來重譯，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譯本來直譯罷。我還想這樣做，並且希望更多有這樣做的人，來填一填徹底的高談中的空虛，因為我們不能像蔣先生那樣的「好笑起來」，也不該如梁先生的「等著，等著，等著」了。

　　六

　　我在開頭曾有「以硬自居了，而實則其軟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種特色」這些話，到這裡還應該簡短地補充幾句，就作為本篇的收場。

　　《新月》一出世，就主張「嚴正態度」(61)，但於罵人者則罵之，譏人者則譏之。這並不錯，正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雖然也是一種「報復」，而非為了自己。到二卷六七號合本的廣告上，還說「我們都保持『容忍』的態度（除了『不容忍』的態度是我們所不能容忍以外），我們都喜歡穩健的合乎理性的學說」。上兩句也不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和開初仍然一貫。然而從這條大路走下去，一定要遇到「以暴力抗暴力」，這和新月社諸君所喜歡的「穩健」也不能相容了。

　　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論」遭了壓迫，照老辦法，是必須對於壓迫者，也加以壓迫的，但《新月》上所顯現的反應，卻是一篇《告壓迫言論自由者》(62)，先引對方的党義，次引外國的法律，終引東西史例，以見凡壓迫自由者，往往臻於滅亡：是一番替對方設想的警告。

　　所以，新月社的「嚴正態度」，「以眼還眼」法，歸根結蒂，是專施之力量相類，或力量較小的人的，倘給有力者打腫了眼，就要破例，只舉手掩住自己的臉，叫一聲「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注釋】

　　(46)「猩猩」之說，見《創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郭沫若）的《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其中說魯迅過去和陳西瀅、長虹的論戰「是猩猩和猩猩戰」。下文所說「罵到牙齒的顏色」，參看本卷第118頁注⑥。

　　(47)Prometheus普羅米修斯，希臘神話中造福人類的神。相傳他從主神宙斯那裡偷了火種給人類，受到宙斯的懲罰，被釘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讓神鷹啄食他的肝臟。

　　(48)《文藝政策》魯迅一九二八年翻譯的關於蘇聯文藝政策的文件彙集，內容包括《關於對文藝的黨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五月俄共(布)中央召開的關於文藝政策討論會的記錄）、《觀念形態戰線和文學》（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次無產階級作家大會的決議）和《關於文藝領域上的黨的政策》（一九二五年六月俄共(布)中央的決議）三個部分。系根據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輯譯的日文本轉譯，曾連載於《奔流》月刊，一九三〇年六月由水沫書店出版，列為魯迅、馮雪峰主編的《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之一。

　　(49)鄭伯奇（1895～1979）陝西長安人，作家，創造社成員。當時他在上海開設文獻書房。

　　(50)Hauptmann霍普特曼（1862～1946），德國劇作家。Gregory夫人，格列高裡夫人（1852～1932），愛爾蘭劇作家。

　　(51)《文藝生活》創造社後期的文藝週刊，鄭伯奇編輯，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上海創刊，共出四期。

　　(52)所謂「投降」之說，見於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日上海小報《真報》所載尚文的《魯迅與北新書局決裂》一文，其中說魯迅在被創造社「批判」之後，「今年也提起筆來翻過一本革命藝術論，表示投降的意味。」

　　(53)「方向轉換」《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〇年一月）所載錢杏邨《中國新興文學中的幾個具體的問題》中說：「……就是現在『在轉換中』的魯迅吧，也寫過『文筆的拙劣不如報紙的新聞』這一類的諷刺。」《現代小說》第三卷第三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所載剛果倫的《一九二九年中國文壇的回顧》中也說：「魯迅給我們的只是他轉換了方向以後的關於普羅文藝的譯品。」

　　(54)片岡鐵兵（1894～1944）日本作家。他曾在一九二四年創辦《文藝時代》雜誌，從事所謂「新感覺派」文藝運動，一九二八年後一度轉向進步的文藝陣營。

　　(55)「阿狗阿貓」一九三〇年一月八日《申報·藝術界》（國民黨文化特務朱應鵬主編）「余話」欄刊載陳潔的《社會科學書籍的瘟疫》一文，攻擊馬列主義理論的翻譯和傳播，說「阿貓也來一本社會科學的理論，阿狗也來一本社會科學大綱，馴至阿貓阿狗聯合起來弄社會科學大全，這樣，雜亂胡糟的社會科學書籍就發瘟了。」同月十六日該刊又發表倜然的《創作數種》，其中也有類似的話：「看了阿貓阿狗都譯著連自己都攪不明白的社會科學書，我們的確相信現在是社會科學時代了。」《申報》，參看本卷第92頁注②。

　　(56)藏原惟人日本文藝評論家。

　　(57)蔣光慈的這些話，見他在《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〇年一月）發表的《東京之旅》。

　　(58)《一周間》以蘇聯國內戰爭為題材的中篇小說，蘇聯裡別進斯基作，蔣光慈譯。一九三〇年一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59)達爾文的學術著作，當時我國只有馬君武譯的《物種原始》（即《物種起源》）一種，一九二〇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60)尼采的著作，當時我國只有郭沫若譯的《查拉圖司屈拉鈔》的第一部，一九二八年六月創造社出版部出版。

　　(61)「嚴正態度」指新月社在《新月》第一卷第一號（一九二八年三月）發刊辭《新月的態度》中所表示的態度。他們提出所謂「健康」和「尊嚴」的「兩大原則」，認為當時一切進步的和革命的文藝，都是和他們「所標舉的兩大原則——健康與尊嚴——不相容的」。在該刊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的《敬告讀者》中，又說「我們的立論的態度希望能做到嚴正的地步」。

　　(62)《告壓迫言論自由者》羅隆基作，載《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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