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4)_魯迅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4)

　　四

　　梁先生首先以為無產者文學理論的錯誤，是「在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面」，因為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有不同的地方，但還有相同的地方，「他們的人性（這兩字原本有套圈）並沒有兩樣」，例如都有喜怒哀樂，都有戀愛（但所「說的是戀愛的本身，不是戀愛的方式」），「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30)。這些話是矛盾而空虛的。既然文明以資產為基礎，窮人以竭力爬上去為「有出息」，那麼，爬上是人生的要諦，富翁乃人類的至尊，文學也只要表現資產階級就夠了，又何必如此「過於富同情心」，一併包括「劣敗」的無產者？況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樣表現的呢？譬如原質或雜質的化學底性質，有化合力，物理學底性質有硬度，要顯示這力和度數，是須用兩種物質來表現的，倘說要不用物質而顯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單單「本身」，無此妙法；但一用物質，這現象即又因物質而不同。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裡，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寧呀！」固然並不就是無產文學，然而「一切東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來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現「人性」的「本身」的文學。倘以表現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學為至高，則表現最普遍的動物性——營養，呼吸，運動，生殖——的文學，或者除去「運動」，表現生物性的文學，必當更在其上。倘說，因為我們是人，所以以表現人性為限，那麼，無產者就因為是無產階級，所以要做無產文學。

　　其次，梁先生說作者的階級，和作品無關(31)。托爾斯泰出身貴族，而同情于貧民，然而並不主張階級鬥爭；(32)馬克斯並非無產階級中的人物；終身窮苦的約翰孫博士，志行吐屬，過於貴族。(33)所以估量文學，當看作品本身，不能連累到作者的階級和身分。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證明文學的無階級性的。托爾斯泰正因為出身貴族，舊性蕩滌不盡，所以只同情于貧民而不主張階級鬥爭。馬克斯原先誠非無產階級中的人物，但也並無文學作品，我們不能懸擬他如果動筆，所表現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戀愛本身。至於約翰孫博士終身窮苦，而志行吐屬，過於王侯者，我卻實在不明白那緣故，因為我不知道英國文學和他的傳記。也許，他原想「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然後再爬上貴族階級去，不料終於「劣敗」，連相當的資產也積不起來，所以只落得擺空架子，「爽快」了罷。

　　其次，梁先生說，「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是和文學無緣」，但鑒賞力之有無卻和階級無干，因為「鑒賞文學也是天生的一種福氣」，就是，雖在無產階級裡，也會有這「天生的一種福氣」的人。(34)由我推論起來，則只要有這一種「福氣」的人，雖窮得不能受教育，至於一字不識，也可以賞鑒《新月》月刊，來作「人性」和文藝「本身」原無階級性的證據。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這一種福氣的無產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種東西（文藝？）來給他們看，「例如什麼通俗的戲劇，電影，偵探小說之類」，因為「一般勞工勞農需要娛樂，也許需要少量的藝術的娛樂」的緣故。這樣看來，好像文學確因階級而不同了，但這是因鑒賞力之高低而定的，這種力量的修養和經濟無關，乃是上帝之所賜——「福氣」。所以文學家要自由創造，既不該為皇室貴族所雇用，也不該受無產階級所威脅，去做謳功頌德的文章。這是不錯的，但在我們所見的無產文學理論中，也並未見過有誰說或一階級的文學家，不該受皇室貴族的雇用，卻該受無產階級的威脅，去做謳功頌德的文章，不過說，文學有階級性，在階級社會中，文學家雖自以為「自由」，自以為超了階級，而無意識底地，也終受本階級的階級意識所支配，那些創作，並非別階級的文化罷了。例如梁先生的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學上的階級性，張揚真理的。但以資產為文明的祖宗，指窮人為劣敗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資產家的鬥爭的「武器」，——不，「文章」了。無產文學理論家以主張「全人類」「超階級」的文學理論為幫助有產階級的東西，這裡就給了一個極分明的例證。至於成仿吾先生似的「他們一定勝利的，所以我們去指導安慰他們去」，說出「去了」之後，便來「打發」自己們以外的「他們」那樣的無產文學家，那不消說，是也和梁先生一樣地對於無產文學的理論，未免有「以意為之」的錯誤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無產文學理論家以文藝為鬥爭的武器，就是當作宣傳品。他「不反對任何人利用文學來達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認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35)我以為這是自擾之談。據我所看過的那些理論，都不過說凡文藝必有所宣傳，並沒有誰主張只要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誠然，前年以來，中國確曾有許多詩歌小說，填進口號和標語去，自以為就是無產文學。但那是因為內容和形式，都沒有無產氣，不用口號和標語，便無從表示其「新興」的緣故，實際上也並非無產文學。今年，有名的「無產文學底批評家」錢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還在引盧那卡爾斯基的話，以為他推重大眾能解的文學，足見用口號標語之未可厚非，來給那些「革命文學」辯護。(36)但我覺得那也和梁實秋先生一樣，是有意的或無意的曲解。盧那卡爾斯基所謂大眾能解的東西，當是指托爾斯泰做了分給農民的小本子那樣的文體，工農一看便會了然的語法，歌調，詼諧。只要看臺明·培特尼（Demian Bednii）(37)曾因詩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詩中並不用標語和口號，便可明白了。

　　最後，梁先生要看貨色。這不錯的，是最切實的辦法；但抄兩首譯詩算是在示眾，是不對的。《新月》上就曾有《論翻譯之難》(38)，何況所譯的文是詩。就我所見的而論，盧那卡爾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訶德》，法兌耶夫的《潰滅》(39)，格拉特珂夫的《水門汀》(40)，在中國這十一年中，就並無可以和這些相比的作品。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資產文明的餘蔭，而且衷心在擁護它的作家而言。于號稱無產作家的作品中，我也舉不出相當的成績。但錢杏邨先生也曾辯護，說新興階級，于文學的本領當然幼稚而單純，向他們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爾喬亞」的惡意(41)。這話為農工而說，是極不錯的。這樣的無理要求，恰如使他們凍餓了好久，倒怪他們為什麼沒有富翁那麼肥胖一樣。但中國的作者，現在卻實在並無剛剛放下鋤斧柄子的人，大多數都是進過學校的智識者，有些還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意識之後，就連先前的文學本領也隨著消失了麼？不會的。俄國的老作家亞曆舍·托爾斯泰和威壘賽耶夫，普理希文，(42)至今都還有好作品。中國的有口號而無隨同的實證者，我想，那病根並不在「以文藝為階級鬥爭的武器」，而在「借階級鬥爭為文藝的武器」，在「無產者文學」這旗幟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試看去年的新書廣告，幾乎沒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學，批評家又但將辯護當作「清算」，就是，請文學坐在「階級鬥爭」的掩護之下，於是文學自己倒不必著力，因而于文學和鬥爭兩方面都少關係了。

　　但中國目前的一時現象，當然毫不足作無產文學之新興的反證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臨末讓步說，「假如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傳文學喚做無產文學，那總算是一種新興文學，總算是文學國土裡的新收穫，用不著高呼打倒資產的文學來爭奪文學的領域，因為文學的領域太大了，新的東西總有它的位置的。」(43)但這好像「中日親善，同存共榮」之說，從羽毛未豐的無產者看來，是一種欺騙。願意這樣的「無產文學者」，現在恐怕實在也有的罷，不過這是梁先生所謂「有出息」的要爬上資產階級去的「無產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窮秀才未中狀元時候的牢騷，從開手到爬上以及以後，都決不是無產文學。無產者文學是為了以自己們之力，來解放本階級並及一切階級而鬥爭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藝批評界來比方罷，假如在「人性」的「藝術之宮」(44)（這須從成仿吾先生處租來暫用）裡，向南面擺兩把虎皮交椅，請梁實秋錢杏邨兩位先生並排坐下，一個右執「新月」，一個左執「太陽」(45)，那情形可真是「勞資」媲美了。

　　【注釋】

　　(30)這些話也見於《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文學的國土是最寬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論上沒有國界，更沒有階級的界限。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他們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遺傳不同，教育不同，經濟的環境不同，因之生活狀態也不同，但是他們還有同的地方。他們的人性並沒有兩樣，他們都感到生老病死的無常，他們都有愛的要求，他們都有憐憫與恐怖的情緒，他們都有倫常的觀念，他們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無產階級的生活的苦痛固然值得描寫，但是這苦痛如其真是深刻的必定不是屬一階級的。人生現象有許多方面都是超於階級的。例如，戀愛（我說的是戀愛的本身，不是戀愛的方式）的表現，可有階級的分別嗎？例如，歌詠山水花草的美麗，可有階級的分別嗎？沒有的。如其文學只是生活現象的外表的描寫，那麼，我們可以承認文學是有階級性的，我們也可以瞭解無產文學是有它的理論根據；但是文學不是這樣膚淺的東西，文學是從人心中最深處發出來的聲音。如其『煙囪呀！』『汽笛呀！』『機輪呀！』『列寧呀！』便是無產文學，那麼無產文學就用不著什麼理論，由它自生自滅罷。我以為把文學的題材限於一個階級的生活現象的範圍之內，實在是把文學看得太膚淺太狹隘了。」

　　(31)梁實秋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一文中說：「文學家就是一個比別人感情豐富感覺敏銳想像發達藝術完美的人。他是屬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這於他的作品有什麼關係？托爾斯泰是出身貴族，但是他對於平民的同情真可說是無限量的，然而他並不主張階級鬥爭；許多人奉為神明的馬克斯，他自己並不是什麼無產階級中的人物；終身窮苦的約翰孫博士，他的志行高潔吐屬文雅比貴族還有過無不及。我們估量文學的性質與價值，是只就文學作品本身立論，不能連累到作者的階級和身分。」

　　(32)托爾斯泰指列夫·托爾斯泰。他出身于貴族地主家庭。他的作品無情地揭露沙皇制度和資本主義勢力的種種罪惡，同時又宣揚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惡」。

　　(33)約翰孫（S．Johnson，1709～1784）英國作家、文學家。出身于書商家庭，早年靠賣文為生。後因獨力編撰第一部《英語辭典》，受到皇室的賞識，被授予政府年金。從此成了「名流」，進入資產階級上層社會。

　　(34)這裡所引也見《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原文說：「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是與文學無緣的。不過鑒賞力之有無卻不與階級相干，貴族資本家盡有不知文學為何物者，無產的人也盡有能賞鑒文學者。創造文學固是天才，鑒賞文學也是天生的一種福氣。所以文學的價值決不能以讀者數目多寡而定。一般勞工勞農需要娛樂，也許需要少量的藝術的娛樂，例如什麼通俗的戲劇，電影，偵探小說，之類。為大多數人讀的文學必是逢迎群眾的，必是俯就的，必是淺薄的；所以我們不該責令文學家來做這種的投機買賣。……皇室貴族雇用一班無聊文人來做謳功頌德的詩文，我們覺得討厭，因為這種文學是虛偽的假造的；但是在無產階級威脅之下便做對於無產階級謳功頌德的文學，還不是一樣的虛偽討厭？文學家只知道聚精會神的創作，……誰能瞭解他，誰便是他的知音，不拘他是屬那一階級。文學是屬全人類的。」

　　(35)這裡所引也見《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原文說：「無產文學理論家時常告訴我們，文藝是他們的鬥爭的『武器』。把文學當作『武器』！這意思很明白，就是說把文學當做宣傳品，當做一種階級鬥爭的工具。我們不反對任何人利用文學來達到另外的目的，這與文學本身無害的，但是我們不能承認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

　　(36)錢杏邨（1900～1977）筆名阿英，安徽蕪湖人，文學家，太陽社主要成員。他在《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〇年一月）《中國新興文學中的幾個具體的問題》中說：「這種文學（按指標語口號式的文學），雖然在各方面都很幼稚，但有時它是足以鼓動大眾的。魯那卡爾斯基說，『能夠將複雜的，尊貴的社會的內容，用了使千百萬人也都感動的強有力的藝術的單純，表現出來的作家，願于他有光榮罷。即使靠了比較的單純的比較的初步的內容也好，能夠使這幾百萬的大眾感動的作家，願于他有光榮罷。對於這樣的作家，馬克斯主義批評家應該非常之高地評價。』（《關於科學的文藝批評之任務的提要》）為布爾喬亞所侮蔑著的『口號標語文學』，在一方面，我們不能不承認它的幼稚，在另一方面，我們是不得不予以相當的估價的。」《拓荒者》，文藝月刊，蔣光慈編輯，一九三〇年一月在上海創刊，「左聯」成立後為「左聯」刊物之一，同年五月第四、五期合刊出版後被國民黨查禁。

　　(37)台明·培特尼（1883～1945）通譯傑米揚·別德內依，蘇聯詩人。在蘇聯國內戰爭時期，他曾寫了不少歌頌革命、諷刺敵人的政治鼓動詩。一九二三年四月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曾授予他紅旗勳章（即赤旗章）。

　　(38)《論翻譯之難》指胡適的《論翻譯》一文，載《新月》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九年一月），其中有「翻譯是一件艱難的事，誰都不免有錯誤」的話。

　　(39)法兌耶夫（1901～1956）通譯法捷耶夫，蘇聯作家。著有長篇小說《毀滅》、《青年近衛軍》等。《毀滅》曾由魯迅譯成中文，從一九三〇年一月起在《萌芽月刊》上連載，題為《潰滅》；一九三一年以「三閒書屋」名義出版單行本，改題為《毀滅》。

　　(40)格拉特珂夫（1883～1958）蘇聯小說家，著有《水門汀》，又譯《士敏土》，通譯《水泥》，是他描寫蘇聯經濟復興的長篇小說。

　　(41)「布爾喬亞」的惡意錢杏邨在《中國新興文學中的幾個具體的問題》中，說魯迅、茅盾等對「口號標語文學」的批評，是「中國的布爾喬亞的作家」對「普羅列塔利亞文壇」的「惡意的嘲笑」。布爾喬亞，法語bourgeoisie的音譯，即資產階級。

　　(42)亞曆舍·托爾斯泰（1883～1945）、普理希文（1873～1954），都是在十月革命前即已成名，革命後仍繼續創作活動的作家。

　　(43)這些話，也見於《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

　　(44)「藝術之宮」成仿吾在《創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一月）《〈呐喊〉的評論》中說：魯迅的歷史小說《不周山》（後改名為《補天》）「雖然也還有不能令人滿足的地方」，卻是表示作者「要進而入純文藝的宮庭」的「傑作」。

　　(45)「太陽」隱喻蔣光慈、錢杏邨等組織的文學團體太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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